何等奇妙

　　(一)计划破碎吗？

　　我的住房已付了10多年的房租。每月租金虽然不大，但积累起来，这笔数字已很可观。我也不愿大姐每月负担我的租金，所以到上海安排一下家务是有必要的。

　　按照当时农场的制度，只有那些有直系亲属的人才可以请假回去探亲。我没有直系亲属，只能请事假。然而请事假，又必须得到队部开会讨论，各队长同意以后，才能决定。所以在人看来，我的余生只能在农场里度过。

　　当我被批准为“残老人员”时，管教队长对我说：“你劳动不了的时候，可以由国家来养你。”

　　我就回答道：“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呢？信任是双方面的事。你们要我信任你们，而你们却不信任我，这是不行的。我要回去，你们为什么不肯放呢？”她听了这话，竟无言可答。后来我又告诉她：“我要回去将房子安排一下，还有一架钢琴也应该处理。经过了这许多年，钢琴里面的呢绒可能被虫蛀坏了。”

　　由于外甥女忠慈的小儿子需要有人照顾，需要有住的房间。我的二姐曾到房管所去更换我住屋的户名，但是房管所的办事人员不同意。他们对她说，产权是属于我的。虽然这么一间小屋，一共约10平方米的面积，神却特意为我保留着。

　　1974年11月14日傍晚，我收工回生活室时，有人告诉我队部叫我去；也有人提到队部准许我请“事假”回去了。我那天晚上的喜乐，就如囚在笼里的鸟儿获得自由一般，许多场员[注1]也为我欢喜。到了队长办公室，果然队部批准我15天事假(连路程假在内)。垂听祷告的主，终于使队长准我请假回去──这只人眼所看不见的恩手，将我这根被压下去、无法自救的茶枝，从泥土中拉出来了。

　　离开家已有10余年，人情和环境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位信实的主仍然没有改变。

　　在监狱里常有偷窃的事──好的棉絮被拿了出去，归还时已换了破旧的。还有人偷了别人的东西，还哭诉说别人冤枉了她。这样的事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谁知在农场里，偷窃的事比在监狱更多！

　　然而这次我探亲回沪，神却为我预备了一位老实忠诚的农民，自愿替我背了许多东西，替我看守东西，又替我购买船票等。轮船到达上海时，她又将东西替我背到电车上，替我将东西很仔细地缚好，使我在下车时可以很方便地背到大姐家里。在我的旅途上，能有这样一位可靠的同伴，实在是凤毛麟角。

　　我一到大姐家，大姐、二姐看见我时，都高兴得落下了眼泪。特别是失而复得的外甥女，她一面流泪，一面对我承认自己所犯的罪；又承认她在我被捕后，在单位里将我对她严格的管教，认为是于她有损的罪。正好我到的那天，神使她读到《诗篇》102篇20节的话：“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她从神那里所得的话，也鼓励了我。

　　回家那一天，最使我高兴的是吃到了多年未曾吃的灵粮──圣经。那天看到《创世记》十七章1节的话：“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神的话使我这饥饿已久的灵命，得到了新的喂养。我就在神面前祈求，求他赐我恩典和力量，能做他所喜悦的人。

　　神又使我借到了《谷中清泉》，11月24日的信息是：“神二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伯33:29)。除了这节经文外，作者又提到了一扇玻璃窗的故事：从前在某城一个天主教堂的玻璃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举世闻名。想不到有一天刮了强烈的飓风，教堂的窗子被风吹倒了，玻璃被打得粉碎。凡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这件不幸的事惋惜。这些碎玻璃片只能被丢在一个盒子内，没有人再去欣赏它。一天，忽然来了一位艺术家，向教堂的负责人要了那些碎玻璃去。过了多日，那教堂的会友们收到了一张请帖，请他们去参观艺术展览会。那些会友在展览会里看见许多艺术作品，在作品中特别使他们欣赏的是一扇极其美丽的玻璃窗。他们后来才知道，这正是用他们丢在一边的碎玻璃拼成的。哦！经过了艺术家的技巧，这些无用的碎玻璃片竟被拼成灿烂夺目的图画，可以供游客们欣赏。作者最后提到了耶稣是计划破碎了的人的生命修补者。

　　我看了这一天的经文与信息以后，使我想到这位主耶稣比世上任何艺术家更有智慧。他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跟从他的子民；又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每个为他破碎自己的人。虽然在某个时期，似乎他们的计划完全破碎，他们的一切都完了；然而到了时候，神的荣耀必会完全显明。

　　信心迟钝的我，知道了神的应许：神要赐恩，他要工作。可是我还在看环境，还想凭自己的聪明行事。我实在愚蠢到了极点！我又听到在虹口，我住屋的附近，有两人就在我回家前二天因家庭聚会被捕了。我就想到在我阁楼上的许多见证书，全部放在一处，那可能会出事的，而且这些书上还有我的照片和名字。为了避免其他信徒受到亏损，就将见证书的封面和照片全部撕了下来，又将部份见证书作为废纸卖了出去，只保留了一半。这完全是我的亏欠，浪费了神的东西。可怜的我信心太小了！我确是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些旧圣经和单本福音书与诗篇等，都存放在一位肢体家里，随时供给需要的人应用。

　　由于假期只有15天，所以做事非常急促。有一位从前学琴的弟兄和他弟弟为我预备了50元钱，给我购买物品。我的两个姐姐也将父亲用剩的余款全部交给了我；她们都不肯分享父亲的遗款。我从各方面看到了主的恩惠，又看到了自己的小信。虽然如此，满有怜悯慈爱的主依旧没有丢弃我，他也没有照我的罪行报应我。“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103:12)。

　　回家以后，我与外甥女每天同心祷告，后来又写了一张讲到救恩的纸条给大姐夫，因为他的耳朵聋了，听不清楚我的话。我一方面谢谢他为我几年之久走很远的路程送东西到监狱里来；另一方面我告诉他，我在监狱里经常为他祈求，使我在未死之前能看见他，能将福音传给他听。我又告诉他，我希望他能早日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灵魂可以得到拯救。那时他已是86岁高龄的老年人了。以前虽曾对他传过道，也对他讲过福音，但是他没有接受。这次他看见了纸条，就笑嘻嘻地回答：“好的，好的。”以后，神又使我看到了其他肢体，在主面前我们有了交通。

　　现在要说到我的健康了。多日来，神给我的话是：“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诗148:5)。主又说：“我忽然行作，事便成就”(赛48:3)。由于我的身体患了多种疾病，神就藉着应姐妹介绍我到一位爱主的医生那里去治病，他工作的单位在我居住的区域。在去医院的路上，竟然碰到了两位肢体，他们非常爱主，为了主的缘故，也很关心我。其中一位自己虽然也像以利亚在基立溪旁，天天仰望主的预备，但她还是照顾了我。

　　医治我疾病的医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负责，对我的心脏病、肾脏病都给予适当的治疗。他又替我开了假条，使我可以向农场请假。由于病情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续假，后来又让我去透视，又查出了肺气肿的疾病。大姐也帮我买了咳嗽药物等。由于我的关节炎严重，虽然到医院去针灸了几次，还是不能立即见效。最后经这位医生彻底检查了我的病情以后，又开了一星期的假条。这样连续地请假，连同原来的假期，共请了50天。

　　农场队长看见我请这么长久的假，就不放心，派人赶到上海来了解，又到医院去查问病情，叫医生开出证明。他们又到我所在的派出所去查问我的户口，幸而我每次续假都去报户口。他们查不出什么破绽。医生就将我的病情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农场的负责人。我有证明请了50天的假，队部却不发一分零用钱给我，也不给我一斤粮票。粮票是每个人的必需品，有粮票才能买到米，否则就没有粮食。那时需要粮票的人很多，粮票不易买到(偶而有人要钱用，将省下的粮票偷偷地高价出售)。

　　然而垂听乌鸦之雏哀声的神为它们预备了食物，他也照样为我预备了食物他藉着从前在孤儿院的两个学生──X.S.E.和徐戴恩──给了我一些粮票；戴恩还送给我40元人民币。当他交给我40元的时候，我的眼泪几乎流了下来。后来我就将我唯一的一条羊毛毯送给他作为纪念，又将一本钢琴谱送给了S.E.。孤儿院学生N.S.E.又从山东汇来了30元，我就寄给他一些我父亲留下来的皮袄。

　　我回农场的那天早晨，徐戴恩清早4点钟就到我的住处，替我将一切行李用自行车送到公共汽车站(那时候雇不到交通工具)。车站的人看见了他，还以为他是我亲生的儿子呢！那时他确比亲生儿子还好，因为有许多人的儿女，当父母被判(划)为“反革命”或“坏份子”的时候，他们就划清了界线，断绝了来往。然而戴恩却没有因我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就与我疏远。他将我两件行李搬到汽车站的行李房，替我买了行李票，又将行李送到汽车上。

　　那天早晨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客人，他也到车站来送我。他是戴恩的好友，也是同事。他从戴恩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特意买了一袋饼乾来送行。我的一件行李是寄放在他家里，然后从他家里运到车站。因为我的两件大行李戴恩一次不能运走，他只能分两次运去。当我看到这位陌生送客时，心里的激动无法形容。想到有些信主的人，在他们可以得到某种利益时，就很接近你；但在你遇到患难时，就惧怕自己受到损失，甚至会在有关方面捏造一些言语来攻击你。现在竟有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来送我的行，我怎能无动于衷呢？这不是主的怜恤又是什么呢？这位永不改变的主，为了他自己所应许的话，为了要在我身上成全他的旨意，就在沙漠开出了江河，使干渴的我得到了供应，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活力，再可以向前奔跑当跑的路程，再可以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这又是主自己所作的。在世人看来，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破碎了；然而经过了全能者的安排，它不是破碎了，而是成全神更美好的旨意，使我信靠他的心越发坚强，灵命越发长进！

　　(二)患了精神病

　　这次回家，使我唯一悲伤的事是：看见原来与我生活在一起的黄(L.T.)姐妹患了精神病。她青年时代就与那位新西兰人吴慈教士在贫苦儿童中工作了20年之久。她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她时常做些副业来维持生活，有时随着吴教士下农村事奉主，翻山越岭将福音善种播撒出去。吴教士被迫回国以后，她的同工就来到了上海。我们二人生活在一起有八、九年之久。我被捕入狱后，她只能一个人单独生活，继续在民办学校任教。她为人诚实，生活朴素，孝敬父亲(母亲早已归天)。由于她教育成绩优越，学生与校长都钦佩她。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尤其是天主教徒与基督徒，都被控为与反革命有关、与“美帝”有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灾祸。政府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基督徒都放弃信仰；若不放弃，就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不能与亲友来往。

　　一个人一直被孤立──比偷窃与淫乱的人更被人憎恶──在这种严酷的压力下，黄姐妹担受不了，而且她平日营养不良，加上思想负担很重，她忍受不住了。她的同胞弟弟又因妻子还未信主，不能帮助姐姐坚心靠主。她一位信耶稣的妹妹住在杭州，不能与她有灵里的交通。当学校的红卫兵将黄姐妹的圣经拿去后，她就不敢祷告，怕人们知道她祷告后更要加重迫害她。她所受的压力是这样重，她又不将一切重担卸给所信的主，以至越压越苦，越苦越怕，结果她患了精神病。

　　当我从大姐家回到自己的住屋时，就走到她的房内，将几件可以穿用的绸衣服送给了她。我问她自己祷告吗？读经吗？她都不回答。后来，隔壁邻居将她的精神病情况告诉了我，说她时常半夜起来，敲她们的房门，说是电报来了。有时大声谩骂他们，有时她一个人到马路上去高声歌唱，甚至走到派出所叫警察把她捉进去。其实那将黄姐妹病情告诉我的邻居待她很凶，经常欺侮她，她(邻居)的儿子还经常骂她“帮助反革命”(指我)。可惜这少年人后来在腿上生了癌症，不多几日就夭折了。

　　黄姐妹这样一而再地受到冲击，除了在学校被所有的同事歧视、白眼以外，回到家里又受到邻舍诸般的欺压，她又不从神那里支取力量，结果她患了精神病。疾病发作时，经常一个人站在玻璃窗前指手划脚，嘴里叽咕不停。我见了她这种表现，想与她信主的表姐有些交通，哪知她的表姐不敢见我。我只能请人去见她的表姐，将黄姐妹的情况对她说清楚。她表姐在文化大革命时未曾受到意外冲击，因为她在医院工作，不敢对医院的人见证主；医院里的病人又很多，大家忙于工作，所以精神方面比较宽松。但是她不敢与黄姐妹来往，也不敢通信，所以对她的情况起初完全不知道。她后来知道了，也无能为力。

　　我被捕时，曾交给黄姐妹一只闹钟；后来她精神病发作时，就将钟打得粉碎；一个洗澡脚盆，她说里面有许多蛇。胡言乱语，令人非常悲伤。撒但曾施用各种方法陷害她：当她感到生存只有苦痛时，曾用剪刀将自己的喉管剪破。幸而神的恩典，她及时被人发觉，即刻被送入医院抢救，结果没有死去。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

　　我这次见到她，由于我仍旧被称为“反革命”，不方便多与她谈话，免得使她受累。她从学校正式退休后，校方给她“光荣退休”的称号，每月给她劳保工资。不过我总认为，她一个人住在原来的地方很不合宜。在这紧要关头，除了为她祷告，求天父医治拯救以外，还要使她有充足的营养，所以我就将她需要的食品从门外扔了进去。我又交给她表姐一些钱，请她代为购买一些需用食品，经常增加她的营养。以后我又问到了她在杭州的胞妹的地址，就赶紧写了一封信给她，请她将黄姐妹赶快接到杭州去休养，免得她一个人住在上海受邻居与四周的人的欺侮与憎恨。我又怕他们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或农场去，因为在农场里有几个精神失常的精神病患者。

　　感谢垂听祷告的主，在我回安徽农场的前一天，她的胞妹从杭州来到了上海，将她接回杭州家里，二人住在一起，彼此可以照顾。她的身体就一天天好起来，精神病也逐渐消失了。

　　从黄姐妹患精神病这一件事上，就知道撒但总是千方百计，叫神的儿女失去依靠主的心，叫信徒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困难，结果总是失败。唯独依靠、等候耶和华的，必永不羞愧！(赛49:23;诗71:1)

　　(三)宝贝查不着

　　在我还未到达农场的前几天，队长就发出一项通知：“凡请假回场之人的行李，一律要受检查。”这样，我在1975年1月2日回场时，还没走到生活室，就被人领到了办公室。队长立刻召集了几名职工，检查我所有的东西。我所带的棉被、衣服、日用品、食物和药品等，都是两个姐姐、外甥女以及肢体们凭爱心赠送的。农场职工们花了很长时间，搜来搜去，除了一封信以外，查不出所要查的圣经。神早已使我知道她们要搜查我的圣经，所以我回农场前，就将平日用的那本串珠圣经交给另一位姐妹研用。

　　那么，我是否一本书也没有带去呢？不，我带了一本《使徒行传》、一本《诗篇》和一本慕．安德烈所着的《The Secret of Power From On High》(《来自上面能力的秘诀》)。这三本书是否被查到了呢？没有。这完全是神的保守。我将它们藏在身上，没有被他们发觉。

　　现在又要说到那封信了──那是一位爱主的姐妹写来的，信封上写了我外甥女的名字；内容提到她(姐妹)从我小房间里拿去了一些属灵书籍，信的末后勉励的话是“爱主更深”。当时撒但使我为了这位写信的姐妹和外甥女着急得很。我的东西全部由外甥女整理装箱，这封信怎么会混在我的东西里，我完全不清楚。

　　我在农场收发的信件都要被查阅，然而这位行事奇妙的主却安排了一切，使我外甥女及时知道了所发生的事。《诗篇》22篇24节说：“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东西被搜查以后，队长又吩咐场员将我所带的一切东西全部登在黑板报上示众。第二天傍晚，管教队长又叫了我去。由于时间晚了，我看不见回生活室的路，就带了一只电筒放在裤袋里，这样裤袋就鼓起来了。我一走进办公室，队长看见我这鼓囊囊的裤袋，还以为我拿了东西来向她行贿呢！她就问我：“你裤袋里放了什么东西？”我就伸手进去拿出了手电筒，她就无话可说。如果我送些东西给她，我将背上“行贿”的罪名，这就不简单了。

　　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问我有关医生的事。我告诉她，我原来住在虹口区，这次回去在虹口区看病。队长给我的假条写的是大姐在普陀区的住处。她想方设法要找我的错误，却找不着。后来她就问我：“有人同来吗？”

　　我告诉她有到宣城去探亲的，是与我同来的。她听到这些都是事实(在我看来，她事先已得到了汇报，知道有人与我一同来到安徽)。

　　最后她不得不说：“你请假这许多日子，要算一半超假。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你有反革命的帽子(仍旧被认为是敌人，反革命的罪名仍然存在)，与别人不同。”我听了她一番话，觉得没有必要与她争辩；随她们怎样算我的假期，反正我已休息50天了。

　　后来指导员在众人集队时(每天早晨出工以前，先要集合在一起听指导员训话)批评我带的东西太多，目的要使所有的人不敢与我亲近。可是那些要想得到一些好处的人，仍然暗暗地来看我。

　　为了尽量不触犯这些工作人员，第二天1月3日，我就去参加劳动。哪知到月底发零用钱的时候，只给了我1元5角；而一天也不参加劳动的人却能拿到2元零用钱。我劳动一个月缺一天(元旦是假日)，所拿到的比不参加劳动的人还少，还说我超假了，甚至有人寄给我几元人民币，也不交给我，也不退回去，竟被拿去了。对于这一切，我默然忍受，一句怨言也没有，因我深知所信的是谁。

　　使我最高兴的是：我的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只有一点点浮肿而已。因为我是残老，可以请病假，我就请了2天病假，也不去争那零用钱了。天父已为我预备了所需用的一切，我何必去计较别人对我不公平呢？

　　有“帽子”的人买东西必须由小组长代买，自己不能去买。对于这一方面，我也不去争论。

　　其它各种压迫、约束、欺侮、藐视、议论、攻击、虐待、辱骂、批评等等，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要我不祷告，要我批判自己的信仰，是绝对做不到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里面的人(心灵)却不被以上的一切所惹动。

　　队长和指导员看见这种情形，就叫我调队。2月3日中午，管教队长突然叫我和其他残老人员离开生产队，到另一个分场的残老专政[注2]队去。4日早晨，就有拖拉机替我们搬送行李。到了残老队，把我安置在一个最肮脏的生活室里。床位上面的搁板上──放箱子与旅行袋的地方，挂满了一张张用大字写的毛泽东语录。

　　到队的第一天夜晚，我在床头前(床头后面是墙)放了一个小便盆(众人用的是两只大木桶)，哪知旁边的人竟自言自语直到半夜。这人是有精神病的，又因原来睡在她旁边的人久假不归[我们睡的是集体竹榻(统铺)，七、八个人睡在一张竹床上]，她一个人舒服惯了，现在多了一个人在她旁边，她感到不舒适。

　　神让我经过这些苦难和试炼，无非是要我像金子那样经受锻炼，以后还要被这位智慧的匠人锤打，为要作成他所要用的器皿。凡被他锤打的人都是有福的。当我想到这是神的手藉着无神论者来锤打我时，我就默默无声地将我和我的一切，完全交托给这位按公义审判者的手中。

　　第二天清早，小组长不许我用小便盆了，要用公众的大桶；其中有个妇女是有梅毒的。我只有凭着信心顺服。蒙天父的看顾，使我没有染上疾病，平安地过来了。

　　有时我也藉着祷告，求神不要使睡在我旁边的人夜里讲话。感谢主，她果然有了改变。国庆节那天，所有不戴帽的人，每人可以分到一斤花生；而戴帽的人，劳动时间比一般人多，却享受不到任何福利。一天晚上睡觉以后，她从帐子外面将一些已经剥好的花生仁塞到我的棉被上。哦，她果然成了我的朋友了！

　　我刚到残老队时，由于我戴着“反革命”帽子，负责学习的小组长多方刁难我。我仍旧藉着与主亲密的交通，靠着主的能力，存着谦卑温柔的态度，用爱心对待他们每一位。我到残老队后，队部每月只给我2元5角的零用钱，后来这位小组长在学习会上提出：请队长增加我的零用钱。她说我是在室外劳动的，需要买套鞋以及雨衣等物，比室内劳动者花费更大，应该增加到3元。我自己什么都不说，天父却没有使我缺少什么。我认为我应该知足感恩，不必对别人诉苦，也不必埋怨别人，一切的事只要天父知道就足够了。《路加福音》一章68节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启示录》二十二章12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来到了残老队，又遇到了我在第六章里所提到的那个有德国血统的混血儿。从德国经常有款项汇给她，她却舍不得使用。我在监狱与她住在一个监房时，她曾告诉我：收到外汇时，有米、油以及副食品和购物票证。我劝她送些给她同胞弟弟，她不情愿。她又告诉我，她有一些贵重的羊毛衣料，自己不能穿。我劝她送给她的弟媳，她也不肯接受我的意见。非但如此，她还在常别人面前毁谤我、暗中欺侮我，在队长面前说我的坏话。想不到我这次到了残老队，看见身强力壮的她已患了心脏病(在市监时她没有患过一天病)，被人送医院治疗后，才好了些。她回队后，仍不肯花钱调理自己的身体。她是一般场员，不受别人的监督，可是她仍然胆怯吝啬，只想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她患病时，她的弟弟和弟媳都不来看访她。

　　在病中她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为了主的缘故，我就把从上海带来的细面给了她一些。那时她内心受到了责备，就向我道歉，承认自己在市监时对我的亏欠，请我原谅。

　　料不到一天早晨，她突然发病了。医生到达她的生活室时，她的呼吸已经停止。真可惜！原来她知道救恩，可是活着的时候，一心为物质打算，结果她所积蓄的一切，在灵魂离开身体和物质世界时，什么也不能带去了。她死了以后，家里没有一个人来取她的遗体和遗物。

　　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感谢天父，我有主同在，比许多外汇、票证更有价值，比精金更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参诗19:10)

注1 
　　“场员”：囚犯刑满后不释放，继续留在农场，叫“场员”。等到恢复公民权，就称为“农场职工”。

注2 
　　“专政”：对被判为“阶级敌人”的强力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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