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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六、晚年在这里
1975年初夏，我从生产队被遣送到了残老队。一天傍晚，残老们都已收工了，各人向生活室走去。那时有一群陌生妇女从车站慢慢走了下来，据说她们是从上海市监分配到我们残老队里的。
于是我就停在路上，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在内。我看见走在最后面的一个人，似乎有些认识；问了以后，果然她就是某小学的教师芦慧真，也就是我在甘氏圣经学校曾教她弹过钢琴的一个学生；她在圣经学校时非常热心爱主。父母是广东人，在礼拜堂里担任义务传道。
在女监户外活动时，我有一次碰到了她。我想轻轻地对她说几句话，可是她就像不认识我似的，避开了我。另有一次，她一个人在看黑板报，我就走过去又想问问她，为什么事进监来的。哪知她看见了我，又走开了。起先我还以为她是为了传福音而坐牢的，直到1974年年底，我才知道她坐牢的真正原因：芦慧真在文化大革命时，曾上台去讲用学习《毛选》的心得，但在结尾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时，竟喊出了相反的口号──“林彪万岁”(林彪和他的“反党集团”那时早已倒台)。校方就给她一个机会，第二天再上台讲用。她在家反复练习，合乎要求，谁知上台讲用完毕，末了又喊出了相反的口号。结果，她被送进监狱。
芦慧真原来是个热心奉献为主工作的人，也嫁给了一个基督徒。后来逐渐远离主，贪爱世界，放松了属灵的追求；以后又为了妹婿的死，放弃了信仰。她逐渐将救她的主耶稣丢在脑后，只图谋自己肉体的利益，求讨世人的喜悦，经常将别人的言行向上级汇报。最后自己竟落在所挖的陷阱里，结果被判刑7年。
这事发生以后，她应该回到天父面前来了，但是她仍然硬着颈项，不肯回头。正如《箴言》廿九章1节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倾刻败坏，无法可治。”
她初到监狱时，以为刑满后就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安度晚年。哪知到了时候，仍旧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认为是“敌人”)，不能回家。这时候，她的精神痛苦极了。这次被送到农场来，是她从来没有想到的。
我看她全身浮肿，心脏病很严重(她的心脏曾动过大手术)，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回头归向主了。可是不，她依旧倚靠自己的聪明，不肯依靠这位全智、全能的神。这样她的内心更没有力量去胜过肉体和环境，对于撒但的试探她全部接受。她不迫切求告神，只是自己背负疾病和精神的重担，天天用自己的才干去应付一切。
因此，她的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夜晚因缺氧胸闷，要开窗户。小组长却以为她是故意捣蛋，妨碍劳动。那些与她在一个生活室的人说，她是装病，为的是要回家去。人们认为：她长得这样胖，哪有病呢？其实她身上浮肿，别人不了解。夜里同房间的人被她喊叫得不能睡觉，第二天劳动没有精力，大家就很讨厌她。
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好好依靠仰望主，求主怜悯了吧？然而她头脑里所想的，仍是怎样去满足人们的喜欢。
我几次想与她讲些属灵生命的真理，她却怕别人批评她，可能又怕连累子女们的前途，所以她总是避开了我。
在队里没有多久，她的病势越发严重了，只能住进病房去。她住到病房后，竟能自己搬动旅行袋。别人一见，又批评她生的是假病，否则哪有力量搬动那么重的旅行袋呢？病房的小组长和其他病人，都说她善于欺骗。
一天中午，我在路上遇见了她，想对她说几句勉励的话，但是她却在想一些不是她所需要想的事情：她对我提到怎么解决“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她所想的是用自己的力量作出贡献，可以早日回家。她没有痛悔罪恶，不肯谦卑地回到全能的父神面前去祈求。
我看到芦慧真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只有在天父的施恩座前为她恳切祷告，另一方面就要求她生活室的组长将我家里带来对心脏有益的丹参补针给她注射，可是小组长不同意。一次在洗衣服的池塘旁边，我遇到了她的小组长。圣灵又感动我，要我将芦慧真的真实情况告诉她。我又请求她准许我到病房去看看芦慧真。小组长同意后，我就将所留下的一瓶糖水桔子送给她吃。
这次她很悲痛地对我说：“想不到我晚年在这里！”我就劝勉她多多仰望主，并要多多祷告，同时我用手指向上面指了一下。说完以后，我就从她病房里走了出来。
按照农场的规定，凡是有“帽子”的人，不可以到别人的生活室去。我这次能到她的病房里，真是父神的恩典，也是破例的了。
真可怜！芦慧真的病已经危急，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只能被人送到总场医院去。队长就分派病房小组长去照顾她，她的丈夫和亲属也到农场来探望她，并要求将她接回上海去治疗。结果医治无效，没多久她就逝世了。
她在病重期间，曾向同病房的瞎子借了一斤面条。她的女儿到农场来看望她时，只还给瞎子一斤粮票，没有还给她面条。在农场里，残老人员是买不到上海面条的。我知道了这事以后，就在我第二次回上海去装牙齿时，买了面条还给了瞎子。感谢主！藉着这件事，使瞎子也认识到主的恩爱，同时她也听见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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