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等奇妙

　　(一)判刑期十年

　　在第二看守所内的起居生活，比在虹口分局要清洁得多，但是沐浴时所有的犯人都在一个池内，我只有凭信心交托给主。精神方面的压力却比在分局时大得多，因为女监长和一位管理员横蛮无理、狂妄自大，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

　　无论我在学校读书及教书时，或以后在教会机构工作期间，从来没有与社会上蛮不讲理的人士有过任何接触。有些家庭的孩子们受到后父母的虐待，有些仆婢受到主人的逼害，有的媳妇被公婆恶待，有的妇女被丈夫抛弃……我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现在神允许一些反对他的人苦待我，使我这事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受到各种精神及肉体的折磨和凌辱，无非使我能够体恤那些遭难的人，又使我靠着圣灵的能力和保守，仍旧能够坚持信靠我的神。正如约伯所说：“他虽杀我，我还要信靠他”(伯13:15)。

　　在二所囚了几个月以后，就有检察院的审判官来审问我。我告诉他，因为都恒慧无辜的死亡，甚至她因不结婚也被认为是犯法的，我心里非常难受。那时我一边回答他的问题，一边竟嚎啕大哭起来。他们就将我关在橡皮牢房里，使哭声传不出去。

　　最后，又来了一位法官审问我。他的态度非常和善，我就告诉他：“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态度十分凶暴，将我这个信耶稣的人当作肉中刺、眼中钉。我的关节浮肿，非常疼痛，他们还不许家里送鱼肝油丸进来。”

　　接着我解释：“难怪干锡藩自杀了。”

　　我又说到都恒慧的死：“实在太惨，死了以后连遗体也没有看见，家里的人也不知道。”

　　法官问我道：“你怎么知道她死了呢？”后来他极力设法使我的思想模糊，为的是使我可以不至于过份难受。

　　自从这次提审后，二所的监狱长和管理员就改变了态度，对我好了很多。

　　最后一次提审我的是一个女青年，她很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她问我，除了在王忠孝家聚会外，还到哪里去聚过会？

　　那时我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是管制分子，难道我不能走动吗？我对于都恒慧未曾判刑就已死去是不满意的。”

　　她却说：“反革命，死一个好一个。”

　　我很气愤地说：“她是反革命吗？你将她反革命的证据拿给我看！”这样审判就算结束了。

　　到了1963年11月20日，法院开了汽车来，将我铐上手铐，带到虹口区法院，判了我10年刑。宣读判决书时，法官叫我坐下来，听他读完文件。接着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能看见老父亲一次。

　　这位法官这样判刑也是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宗教政策是：凡在家庭中聚会或散发基督教信仰书籍者都被定为“反革命”。以下就是我的判决书：

　　公诉人：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何志坤
　　被告人：　　汪纯懿女49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住本市峨嵋路365号
　　案　由：　　反革命

　　本案业经本庭审理结束，现查明：被告人汪纯懿一惯敌视人民民主政权，披着宗教外衣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1960年贻始，被告人秘密翻译和编写“起来祷告”等反动书刊，散发至广州、浙江等地传播反革命思想毒素，煽动教□ 对抗政府。被告人并经常纠集反革命分子王忠孝和拉拢其他一些教徒参加非法“家庭聚会”，有时通宵达旦。在每次的聚会上，借以祷告的形式，大肆攻击、污蔑我党和政府政策法令，咒骂我党和国家领袖，用“草必□c干、花必凋谢”的比喻，妄想我人民政权垮台，鼓吹反革命复辟。与此同时，被告人还为被政府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在反革命分子王忠孝主持的为反革命劳教释放分子包薇元作见证的聚会上，与王一起进行反革命煽动。

　　以上被告人犯罪事实有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有查获的被告人亲笔编写的反动书刊，同案犯的供词材料查证属实。

　　本庭认为：被告人汪纯懿披着宗教外衣，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达到反革命复辟的目的，情节严重，依法应予惩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二、三项之规定，特此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汪纯懿应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二、查获的反动书刊应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狱内诗歌声

　　那位年长又有理智的法官曾经对我说：“给你换个环境。”这句话到1963年11月23日实现了。

　　那天清早，许多被判了刑的男女囚犯拿着行李，坐上囚车离开二所，被送入监狱。奇妙的是：这天我的心灵一点不像到监狱去的情况；喜乐的灵充满了我，甚至喜乐如潮水一般从心里涌了出来。我无论看见什么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乐；即使听到与我一同进入监狱的偷窃犯说话时，我也似乎得到了宝贝那样的喜乐。

　　当囚车驶出二所时，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在车上遇到了王忠孝弟兄，我们竟坐在同一辆车上！于是我们有机会谈论一切经过的情况。

　　那天神给我的话是：“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诗27:13)。另一节经文是：“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箴16:33)。这位父神实在充满了忍耐和慈爱。在我遇到危难以前，他预先警告我；在我遇到困苦时，他就用言语像膏油那样涂抹我的伤处，使我得到安慰与鼓励。哦，我所信的神是多么可爱！我怎能不爱他呢？历代以来，全世界有无数的人跟从主耶稣，他们信靠他、热爱他、敬畏他、崇拜他、事奉他、而且传扬他，因为他白而红，超乎万人之上(歌5:10)。在他嘴里满有恩惠，他全然可爱(歌5:16)；他的爱是那么长、阔、高、深，的的确确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也就是我这微小的头脑所不能完全领会的。这爱是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刀剑不能斩断、死亡不能吞灭的(歌8:6-7)。

　　初入监时，四个囚犯睡在一个长约6尺多、阔约4尺6寸(约27平方米)的水泥地上。后来三个人用一间监房。

　　奇妙的是：每天早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唱“求耶稣救救我，做我保人，免我罪过”的诗歌；有几天早晨她唱：“父神是信实的，必不失信；父神是信实的，切莫灰心……”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时，信心骤然增加，又似乎拾到什么宝贝那样地欢欣。

　　原来这首诗歌是我在21年前神对我所说的话，我就凭着感动写了这首诗，出版在《灵粮诗歌》内。

　　想不到，神用了这首诗歌叫受困苦的人得安慰、得力量；而且他竟藉着信徒将这首诗歌在狱中唱了出来，使我不能不回忆到自己1942年撇下一切、完全走上信心道路的过程，使我不得不重新将自己再一次献给这位死而复活的得胜主宰，再一次因着他的信实、慈爱和权能而感谢他。

　　可惜唱这首诗的人，对于有些真理还不够清楚，以至于凭着血气争战，甚至有时将小便从监房内泼到监房外，又在监房内堆积了大便。每天还喊叫“国际法庭！”

　　我见到这种情况，趁着一位队长[注1]坐在她的监房外谈话时，就跑过去要求队长准许我对她说几句话，可是没有获准。然而她所唱“父神是信实的”这首诗歌，多年来成了我的力量，使我有胆量又有勇气高高兴兴地奔那摆在我前面的路程。

　　现将这首诗歌抄在下面：

父神是信实的

1.
父神是信实的，祂不会失信用；祂的应许必不落空；
你所背的十架，不会过于沉重，到了时候十架变光荣。

2.
父神是信实的，祂是可靠恩主；你遇危难祂必保护；
你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痛苦，到了时候祂必开出路。

3.
父神是信实的，不会使你缺乏；因祂名耶和华以勒；
你一切的需要，祂必定会预备，只要你向祂感谢赞美。

[副歌]
父神是信实的，必不失信；父神是信实的，切莫灰心；
只要你至死忠心，靠主不动摇，到了时候就必看见荣耀。

　　那时，我又想起在被捕前二、三天，我去看望了黄校长，她所给我的一首短歌是：

既绝对的恩慈，又绝对可信；
既明了各样事，又明了我心；
祂的爱无穷尽，需与我亲近。
祂就是我天父，我又何惧乎！

　　在监狱里的生活非常紧张，经常要调换房间，与不熟悉的人一同相处。一次，我被调换到一个无期犯人的监房内，这人开过妓院、虐待幼女、性情残酷。她见我吃饭前要低头谢饭，就去报告队长。女监长就叫我到办公室去，批评我祷告等事。

　　那时神给我恩典，我毫不惧怕地回答道：“你现在大脚了。放大脚是我们信仰基督的人所提倡的。以前我国妇女都是小脚，妇女都要缠足，走路多么不方便！”

　　后来我又说到：“你们的祖宗是猴子，我的祖宗却不是。”她说：“你骂人吗？”我回答说：“你们不是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我却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她听我说得有理，也不说什么了，只叫我回监房去。

　　那一天，喜乐的灵又充满了我的内心。

　　过了几天，由于我谢饭被隔壁监房的一个基督徒看见了，她就知道我是信主的。她的身体不好，只有半只(边)肺，所以人们都叫她“半只肺”。她原来是工厂的工人，有颗信靠主的心，也很关心我。可惜后来她在文化大革命时(1968年)因为缺少信心，惧怕被人批斗、痛打，竟然自尽了。

　　在一般情况下，全楼所有的人每礼拜内由队长带领，可以到楼下室外去活动一、二次，活动时可以做广播体操等。由于我饭前谢恩，就不让我到楼下去活动。于是我就问队长：“为什么不让我下去活动？”

　　她回答说：“案件关系。”

　　我又问：“难道我的案件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吗？”

　　接着我又问：“为什么(在狱中)每月吃肉时，佛教徒可以更换素菜，可以受到照顾，难道我就不可以下楼去活动吗？”此后他们就让我下去活动了。

　　到下面去活动时，就看见了钱姐妹。她因为在我被捕进入分局后，继续编写讲道信息，又继续传扬主的真理，又不愿意将《祷告的生命》译文上交。在提审时，她还驳斥了提审员，并且说：“校对这本书是我主动要做的。”这样她把责任自己担当起来，结果被判刑7年。

　　主实在是奇妙的，他绝不肯浪费他儿女们的痛苦。神就藉着她的坐监，帮助了关在她隔壁监房的一位信主不久的姐妹，使她能更进深地认识真理。这岂不是这位奇妙之主所行的奇事又是谁呢？

　　现在仍要说到那位每天清晨唱诗的基督徒了。在夜深人静时，她就大声说到自己的历史：她名李某某，从某某大学毕业后，与一位银行的高级职员结了婚。中国政权刚变时，她丈夫将银行保险箱的全部钥匙都交给了新领导。哪知有一天，李某某与户籍警有了矛盾，就被送到苏北农场劳动改造。那时，她听见一位难友传讲福音，就悔改信了主。由于农场改组，她与别的犯人一同被遣送到上海市监狱。从农场到监狱时，有人送给她一本小圣经，她在监房里有时就诵读圣经。

　　她的性情非常刚直，想说什么话就大声喊叫，曾经几次被关进橡皮牢房，这种牢房比一般监房更不通气。关了一个时期以后，她又被遣回到普通监房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她经常在别人睡觉时大声说话和清早唱歌的缘故，遭到严重的毒打，圣经被迫上交，从此她也不能再唱诗了。她以前所唱的诗歌似乎特别是为了我刚到牢狱而唱的。

　　(三)到死亡门口

　　现在要说到我身体的情况了。在第四章内已经讲过，我的心脏有病，后来我右边的肾脏也胀痛了。由于在分局关押的九个多月里，整天坐在破裂的木头地板上，晚上也是睡在那里，肾脏受潮过久，就经常酸痛；右腹发胀，甚至小便有血，不能坐低的位置。但是在监狱里，犯人没有凳子可坐，各人只能购买许多草纸，将它叠到一只小凳的高度，每天坐着它学习和劳动。

　　在监房时，也只能坐在草纸包上。如果要钉大件衣服上的钮扣，才可以坐在长桌旁的高凳上。我的心脏病在分局时虽已被检查出来，但是这只有分局的所长知道；进监狱时没有这项记录。犯人一踏进市监，第一件事就是护士打防疫针。这护士也是犯人，我告诉她我心脏有病，不能打防疫针，她却毫不在意，用力把我拉到她身边，没得到我的同意就将针戳进了我的肌肉，以致我全身浮肿。我除了患心脏与肾脏疾病以外，还经常发热，日夜咳嗽。服了退热药片以后，非但胃口不开，而且热度仍不减退。每天只能吃一两稀饭，这样我就以为自己要死在监狱里了。

　　三个人生活在一个四尺多阔，六尺多长的监房内，没有窗子，却有一只大便桶和一个由三个犯人共用的棉被、衣服、用品等所堆成的包箱，剩下的地方极其有限了。监房门有铁栅锁着，犯人可以从铁栅里伸出手去，将洗身或洗衣所用过的污水瓶或污水罐内的水倒在门外的木桶里。有时半夜臭气难闻，我就用桔皮挤出一点香味，鼻子闻到了香味方才觉得舒服一些。

　　我身上的关节每节都浮肿，全身怕冷；大热的天气，晚饭前发热水洗脚时，就像热锅上的蒸气，熏得我透不过气来。而我的肩胛上又不得不披上一条很厚的毛巾，才感到舒服些；因为胸闷，又必须用扇子扇鼻孔。非但如此，我还经常感冒，全身没有一点力气。

　　除了这些疾病以外，监房里还有很多臭虫。有一年夏天，我捉了600多只臭虫。

　　那时候，身体极其软弱的我整天只有躺在水泥地上等死，我的心脏就像一盏油灯快要熄灭一样。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要求去看医生。这一位队长不同意，我就去找另一位队长。一位一位找过去，直到有一位队长答应了我的要求。

　　由于浮肿，护士每天发给我利尿药。后来我觉得天天依靠服药排尿不行，我就再三要求队长让我去看中医。后来神也使我遇到了两位很负责的中医，他们给我服用高价中药，服用对肾脏、心脏有效益的药丸，还加上止咳嗽药水；有一段时期又吃无盐食物。这样连续服药将近一年之久，满有怜悯的神救活了我这个走到死亡边缘的可怜虫；他没有让我的生命被夺去，这完全是永活之主无穷的大慈爱！

　　(四)瓶子成明星

　　除了身体的疾病和监房内臭虫叮咬以外，我的一举一动都被同监犯汇报给队长，有时还要受到他们的欺侮与攻击；而且调换监房是经常的事。

　　一次，我被调到一个原来做工人的监房里。到她监房的第二天，她就对我说：“地上这么脏(水泥地)，用板刷擦擦。”我听了她的话，言语生硬地回答道：“我不是煤球，一到这里就使地方弄脏了。”她听了这话，也觉得好笑起来。

　　队长来问我时，我告诉她，我因感冒，不能睡在潮湿的地方。由于监房窄小，每天有一个病人躺在地上，其余二人走路实在不方便，所以这位原来是工人的犯人就与另一个同监犯商量：怎样撵我出去？

　　她们俩到监房旁边的小弄内商讨时，恰巧给另一监房的犯人看见了，就将这事在小组会上揭发出来，结果反而使她们自己蒙羞。

　　后来她就竭力惹动我，要使我与她争吵，以促使我从她监房搬出去。一天，她趁我到医院看病时，将我的眼镜盒子藏在便桶那里。当我从医院回监房时，找不到眼镜盒子。我仍然默默无声，无论如何也不责怪别人。最后，我在便桶那里找到了盒子。

　　她见我不为眼镜盒子与她争论，就利用房内大扫除的机会，暗暗地将我用来倒污水的一只大口瓶戳了一个洞，这样就不可能用它倒水了。这种大口瓶是我经过三、四年之久才积存起来的，一共有4只。它们是我家里用来送食物给我的。自从1968年5月以后，任何人都不准送食物进监狱，因此大口瓶就不可能再送进监狱来了。一天傍晚，这个欺负我的同监犯故意踢破了我的一只大口瓶，我仍然默默不语。这次她故意戳破我的大口瓶以后，我心里有些担心，因为有一只大口瓶我已借给另一个人使用，如果她再把我最后的一只弄破了，我岂不是束手无策了吗？怎么办呢？去汇报队长(管理员)吗？我的心里感到不平安。用势力来压服人，我觉得这不是我这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若是不说，这最后的一只也被弄破了怎么办呢？

　　因此我就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眼镜盒子会走路，一走就走到了马桶那里；我的玻璃瓶会打架，身上打了个洞了。”

　　她听了以后，就去报告队长，队长就来责问我了。

　　我就对这位同监工人说：“是你自己去汇报的，不是我去说的。我本来想，这样一件小事，不必对队长说了。”

　　队长问：“你为什么说瓶子会打架呢？”

　　我就将一个有洞的瓶子拿给她看。

　　这事以后，那人又将我脸盆上的搪瓷弄掉了几块；幸而这脸盆很厚，没有被她戳通一个洞。

　　后来圣灵指示我：神是管理一切大小事务的主，我只要将一切交托给他就好了，自己不必忧虑担心。神是公义的，他必为困苦人伸冤。一天傍晚，那女工不慎将自己唯一的一只大口瓶掉落在地上打碎了。以前我借出去的一只瓶子，别人已经还了给我，这样我还有一只瓶放着不用。当我看见她极其需要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要我送给她那一只瓶，我就顺服了圣灵的感动，把空瓶送了给她。

　　想不到藉着这只空瓶，我们的关系就和好了。那时我的身体也逐渐好了起来，不必每天躺在地上，可以起来行动了。的确，只有神的爱才能感动刚硬的铁石心肠，使它变为柔轻。哦！唯有基督十字架的爱才能攻破仇敌的坚固营垒，才能胜过魔鬼的权势，才能夺回被魔鬼所夺去的灵魂，正如大卫从狮子或熊的口中救出他的羊羔一样！

　　传福音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我趁着另一个同监犯(她是小组里的劳动组长)出去将小组的劳动情况汇报给队长，或去拿废纱给坐在监房的犯人拆[注2]的时候，就向她传了福音。感谢主！她非常爱听主的真道，而且愿意接受耶稣为她的救主。

　　一天夜晚，监长走到我的监房时，我正在藉着报上所载天体的运行对她说到神的创造。监长就来教育我，她问道：“你在肆无忌惮地说什么？”

　　那个原来欺侮我的犯人一句话也不说。

　　我就将星宿的运转又说了一遍，听毕监长就走了。

　　《箴言》十六章7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不但和好，并且有机会向她传了福音，她也乐意接受。这一切都是神赐的力量，是他赐给我的机会。

　　(五)殴打与罚站

　　在监狱里，每个月一次可以购买日用品。有时听见外面劳动的人来问：“要买《毛选》吗？”上海口音的“选”与“线”是同一个音，大家不理解“毛选”二字，还以为是“毛线”。那时候也没有钱买毛线，就不去管它；过了一段时候才知道是《毛泽东选集》，一套4本。队长为使坐在监房里的人学习政治，鼓励大家阅读。我向人借了来看了一些，知道了一些过去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看见报载林彪发起制造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像章一事，它又被称为“宝像”。政府号召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佩戴毛“像章”。不仅佩戴“像章”，还要每天在毛“像”前唱“东方红”，读他写的语录，而且都要在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犯人购买《毛主席语录》或《毛泽东选集》时，必须说“请《语录》”或“请《选集》”，不可以说“买”字。1968年12月，我听见楼下的人一天两次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读他的语录、唱颂赞他的歌“东方红”，最后大家呼喊口号──一面喊叫，一面举手。

　　我想，向“像”低头弯腰请罪，就是拜偶像，我却不能这样做。这种一天两次崇拜毛泽东的像是每个犯人所必须履行的。我看出这是持久的属灵交战，我必须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才能应付。要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只有祷告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于是我在神前祷告说：“主啊！求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使我刚强。我宁可为你死，可是绝对不要让我向‘像’低头弯腰，向他请罪。求天父一定要加给我力量，使我能站立得住。”

　　那时我才懂得《诗篇》第23篇3节所说的“为自己的名”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没有功劳，只有两手空空朝见主。求主为他“自己的名”行事，因为我是称为他名下的儿女；如果我不能荣耀他，他的名要受到多么大的亏损！想到自己在神面前毫无义行，我只能像税吏那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路18:13)。

　　我在棉被里祷告了一个整夜，后来神用他的话嘱咐我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果然，到了12月25日早晨，我们三楼的人全部都要在毛“像”前请罪了。这一层楼的人，一般都是被判为“反革命”、“地主”、或“杀人犯”等罪的重刑犯，只有几个外役是投机倒把的刑事犯。她们要在监房外劳动、洗衣服、提便桶到楼下去倒在便池里，每日三次要将几百只饭菜盒从一楼背到三楼，分发到各个监房的门口。

　　然而在“像”前请罪，是任何人也不能逃避的。我起先想挤在众人后面，不让人看见就算了；哪知不可能──天要排高矮了。那时，神使我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制造了金像，吩咐众人跪拜时，犹太人中的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却没有在像前跪拜。于是我就靠着主的力量，站在“像”前，却不唱歌，也不低头弯腰；只有在呼喊“万岁”时我举了手(表示祝愿长寿而已)。

　　崇拜结束时，她们就将我的棉裤脱去，全组的人就用尽全力来打我。有人将鞋子脱下来，用塑料鞋底毒打我；有人将我的头发一簇一簇地揪下来。过了几天，她们又把我的头发东剪一块，西剪一块──不男不女。监狱里没有镜子，我反正也看不见自己的模样。

　　奇妙的是：在她们来剪我的头发之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看见别人做了帽子，我里面有感动，也用一条破裤，请人做了一顶帽子。想不到在她们要将我的头发剪掉之前，主已提醒我预备好一顶帽子，现在可以戴上了。主奇妙的作为实在不是人所能测度的。

　　她们剪了我的头发还不满意，每天(假日也是如此)叫我去站在毛“像”前低头。别人在监房里还没有出工，我先要去站在“像”前低头了。但是我只站在“像”前，要低头我坚决不服从。有时同组的犯人为要讨好队长，走过来用手揿我的头，一定要我低头；但揿到后来，她们怕自己劳动的功效要受到损失，也就让我一个人昂首站着。

　　是否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呢？不！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我最亲爱、最慈祥、又曾为我的罪被压伤、受过鞭伤、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他也曾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一直很亲热地与我的主耶稣有交通，继续不断地尝到与他同在的甘甜。当我站着的时候，主又使我想到冯氏女中(Mary Vaughan High School)的校歌中“事主基督为真自由……以柔克刚”的诗词。

　　一天早晨，监狱长跑到我面前，将我戴的一副眼镜拿掉。她问我：“你为什么闭着眼睛？”说了这话，她将我的眼镜放在工场板[注3]上就走了。我仍旧去将眼镜戴上，继续不断地与我心所爱的主耶稣谈话。

　　另有一次，队长走过来，用开监门的大钥匙痛击我的后脑，并要我低头。我仍然不肯低头；这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生来是个胆小如鼠的人──这完全是主的能力托住了我。有时小组长拿了拖畚柄来打我的头，神还是保护了我，使我没有受伤。

　　我从1968年12月26日站起，一直站到1969年5月。由于政策的改变，小组长通知我不必去站了。他们又把挂在墙上的“像”也拿走了。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太17:20)。这样的信心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我自己一点的成份。这次属灵的交战虽然持续了几个月，终于神得胜了。

　　当众人向“像”弯腰时，有一个原来相信耶稣的护士，她的先父是圣公会的牧师。她为了不满计划生育政策，写匿名信而被判刑。其实她自己没有结婚，这计划生育的事与她毫无关系。她起先被划为右派，后来因为写了匿名信就“犯法”了。她进监时，看到基督徒为了闭着眼睛祷告被众人批斗，因此她在人前就不闭眼睛，也不祷告。当众人向毛“像”低头弯腰时，她可能也想到这是不对的行动，但她又不敢不这样作。当她低头时，眼睛就闭了起来。哪知她这样的行动被人从“像”的玻璃框上看出了。

　　当别人毒打我时，她也想混在别人一起来打我，队长即刻不让她这样行。队长的意思是，她自己的立场还没有转变，她就没有资格来打我。

　　过了不久，小组里因为她在低头弯腰时闭了眼睛，就批斗她，同时又因她平时说话太随便，无意中给人许多话柄。例如，她经常看见病房的太平间内死人两个两个地被抬到双层车上送出大门时，她就引证一句毛泽东的话：“风景这边独好。”由于她很喜欢说话，说的话又有讽刺性，于是小组就用了10多天时间来批斗她。

　　主保守我，使我在学习或总结时一般都闭口不言，极少开口。她们问我：“为什么不开口呢？”我的回答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要说的就是我的信仰；我讲信仰，你们又说我放毒。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要说。”从此，她们就不要求我说什么了。

　　年终总结时，有人受到不公正的评论时，如果主感动我要为那遭受屈辱的人说几句公正话，我才讲几句(因为这是年终总结，有关别人一年的改造成果)。

　　这样，她们就给我一个“死人”的称号。我听到这个称号，觉得它很好──我应当与主同死，又应当以死来对待世界。我每次听到这个称呼时，就从内心对主说：“主啊！我死得还不够。求主使我死透吧！”

　　有时她们称呼我“死人”时，我就笑嘻嘻地回答说：“我是天宝”。她们虽然经常辱骂我，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喜乐，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必要时就讲一、二句话，没有必要时我从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然而我的内心却一直不停地以主为乐。我从心里尊崇他、称赞他的名，因为他以忠信诚实待他的子民，又行奇妙的事，成就他在古时所定的(赛25:1)。

　　由于我无论是学习、劳动或在监房内都不说什么话，所以被批斗时，除了因我祷告这件事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批判的。

　　有人在《毛主席语录》本的“像”上用缝衣针戳了几针，就加刑3年。

　　有一个人自己订阅报纸，报上经常有领袖“像”印在上面，她无意中将报纸当作坐垫，坐在上面。结果这个人被小组里的人打了又打──学习时就要挨打，而且在背上挂了牌子，又被批斗了许多日子。

　　在文化大革命时，有句口号是：“打倒一切！人人过关。”这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过关，每一个人都必须彻底检查交代清楚。

　　那时的另一句话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触及人们的灵魂，相当多的人连皮肉也被“触及”了，更有许多人无故被迫害致死。

　　有人也想暗暗陷害我，说我在《语录》本的“像”上用针戳过了，然而终日看顾我的神使我在政府发下《语录》的那日，就在上面写了自己的番号、日子，而且很当心地不让人毁坏它。

　　那诬告我的人促使队长几次三番检查我的《语录》本，上面的“像”却是完整的，使队长无话可说。这是神使那设计谋害我的不能得逞。这岂不是这位奇妙之主暗中的保守么？哈利路亚，荣耀归主！

　　(六)老父亲病逝

　　现在要说到我的父亲了。他素来是个好学不倦的人。我读书的时候，他在保险公司任职。在任职期间，他欢喜订购教会刊物，但是他不去研读圣经。他非常爱好古典文学，经常购买一些古书回家。他也欢喜研究中医药物，有一些病人遇到疑难杂症，医生不能治疗，就到父亲那里就医，竟然得到了医治，因此他很受病人的欢迎。

　　父亲每次看见我，就要吟诗讲学，我却听不懂他的诗句，这样他就无法再往下议论了。

　　父亲不但爱好中医药学、古典文学，他更喜欢古代名画，甚至不惜代价去购买国画。家里藏着二、三十箱古代国画，两大间房屋堆满了书籍。他还经常叮嘱我，要保存祖国遗产。保险公司停业后，他就专心研究中医。抗日战争时，有人请他到政界工作，他坚决不从。后来他在杭州青年会设立了一个私人图书馆；他使用了青年会的房子，但是一切书籍都是他个人供应的(1950年大姐将三大卡车的书籍赠送给浙江省立图书馆)。

　　那时(我被逮捕前)我希望他住在上海，因为我的大姐任学校教师，二姐在医院妇产科工作，我又在教授钢琴，然而他欢喜自食其力，不肯依靠子女们的供养。他又为了在杭州有许多朋友，风景美丽，空气又比上海新鲜的缘故，不愿意离开杭州。

　　1952年，浙江杭州文史馆聘请他为文史馆研究员，那时他已经71岁了。

　　他没有任何嗜好，不吸烟，不喝酒。母亲离世时，他只有50多岁，他却不肯续弦。在文史馆工作时，每月收入的工资，除膳食外，余款均用来购买书画，毫不吝啬。我被捕入监的事，大姐没有告诉他。他只以为我在学习，而不知我已身陷囹圄了。

　　1964年，我写信请大姐将我的住房调换到公园附近，以便可以迁到上海居住；大姐却没有徵求他的意见，因她认为这是无济于事的。

　　1965年开始，监狱里的领导人叫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劳动。劳动的种类根据政府的需要：有时钉簿子，有时钉衣服上的钮扣、剥铝纸、制棉裤或棉大衣、拆废纱等。

　　开始劳动时，队长叫我钉钮扣。我说我眼睛看不见，而且光线暗淡，整天对着小洞钉钮扣，势必使我的视力更坏，所以我不钉钮扣。后来队长一定要我钉，我就钉了。可是由于我钉的质量不好，组长自动叫我做其它工作。

　　那些不要用头脑的事，我可以一面做，一面内心向主谈话。

　　提审员曾经叫我翻译小说，我认为如果照他所说的去行，我的思想整天要想着小说的内容，我与主的交通必定受阻挠。我宁可做一些不用思想的劳动，多多与主交通。

　　许多时候，身体上的缺陷(视力很坏)也是主用来拯救他儿女脱离世俗缠绕的工具。赞美主！

　　凡参加劳动的人，每个月可以有2元或3元的零用钱。有的囚犯将所得的钱积蓄起来，到一定时候寄到家里去。我想，父亲在杭州，没有人好好服侍他，我就寄给大姐10元，请她代我买只鸡烧好后送给父亲。因为我未入狱前，每到春节，就请人烧好一只鸡送给老父亲吃的。这次大姐没有替我烧鸡，只代我汇了10元人民币给他。

　　到了1966年7月底，父亲给了我一封回信，可惜这封信后来被队长抄监房时毁掉了。信的内容是叫我到他那里去住几天，他已为我预备了房间。他又认为我寄给他的10元人民币“何啻万金，还是要原璧归赵的。”想不到他这次所写的信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了！

　　那年夏季，杭州天气特别炎热，加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提倡“破四旧”。他的那些古画都在破四旧之列。父亲向来是很乐观的人，可是他听到所珍爱的几十箱国画──祖国的遗产──要受到毁灭之灾时，我想他一定非常痛心。这是对他极大的打击，比失去妻儿还要心痛。这位85岁的老人平日不注意营养，又无人在旁侍候；在这酷热的暑天，他怎么能支持得住呢？

　　我在监狱，遇到天气闷热时，就想到杭州的天气比上海更热，只有为他祷告。

　　到了8月，由于气候和精神的压力，他的心脏衰竭，结果中风了。邻居打电话通知了大姐，幸而那时外甥从天津回家探亲，他即刻去接我父亲来到上海。到车站时，父亲还要自己步行，哪知他的双腿已经不由自主，不能行动了。到了大姐家，吃晚饭时，他双手发抖。

　　第二天是1966年8月6日。早晨，有一口痰拥塞在他喉头，他就不能讲话了。大姐把他送进医院治疗，哪知抢救无效，父亲就这样平安地与世长辞了。

　　父亲在世时，没有要儿女们为他操劳；离世前也不需要儿女们服侍，这一切都是天父奇妙的恩典。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而他离世的那天却是星期六，大姐学校中的同事们都可以来帮忙──从大殓到火化，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文史馆又将他的工资及丧葬费汇给大姐，但是大姐认为父亲自己剩下的钱可以负责一切费用，就谢绝了。父亲平时所买的书籍，除了自己拣有价值的陆续赠送给浙江省立图书馆以外，其余的书都由居民委员会审阅后，拣选较有价值的书，又一概赠送给浙江省立图书馆。后来大姐又将家俱等物品出售，将所得的款项存放在银行里。

　　当父亲逝世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队长为了怕我伤心，没有让我知道。

　　在监狱的几年，我需要的东西全由大姐夫代送。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第二个女儿患病，药物买不到时，我曾赠送给他一些针药，因此大姐夫感激在心；同时在开办孤儿院时，他对慈善事业很感兴趣，曾竭力用财力、人力支援我们。我在监狱时，因大姐当时是小学校长，工作繁忙，而且我这被判为“反革命”的人对她有损，她不能送物给我。想不到神却感动了大姐夫给我送所需要的物品。虽然他已是78岁高龄的老翁了，但是他却主动地为我走到很远的监狱来送东西，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为他不是我的直系亲属，所以我不能与他见面。父亲逝世后，他向队长要求会见我，并将有关父亲逝世的消息告诉了队长，可是仍然没有得到许可。后来大姐写信告诉我，提到父亲已经到了她的家里，双腿不能行动。我还以为他的双腿有关节炎不能行动，所以就写信叫他请针灸医生扎针。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了父亲。他对我说，他住的地方很大，可以分给我们各人一间。我就想到，父亲可能已经在主里安息了。果然不久收到大姐的信，她将实际情况告诉了我。

　　我得信后，心里非常难受，就趁此机会为了自己的前途禁食祷告。

　　到了第二天，一位青年队长叫我到她办公室去。她安慰我，并劝我一定要吃饭。她又给了我4天假期(我想这大约是法院审判官的指示)。

　　这事以后，大姐又来信告诉我，父亲买的公债及卖家俱所得款项，扣除了丧葬费等外，还有一些余款，可以供我使用。

　　(七)供给布衣服

　　父亲离世以前，我为了所穿的衣服求告主。因为监狱里所有犯人的脏衣服都是各人先用肥皂在监房内洗好，然后交给外役拿到楼下用清水洗涤。监内没有洗衣机，十几个监房几十个犯人的衣服，都由一个外役洗涤。如果一个犯人只洗2件，就有大约70件的衣服，有时还有被单等用品；而且洗涤时间又有限制，所以衣服上的肥皂水总是洗不乾净，这样衣服就很容易损坏。

　　以前在家时，我有了多余的衣服，看见有需要的人就赠送给他们，这样自己穿的衣服数量极其有限；再加上在分局与监狱里已经穿了几年，几乎没有衣服可穿了。为了不让衣服损坏，就将较好的衣服烘在开水杯上，再用扇子扇干。

　　犯人在监牢里服刑时，没有布票；凡有家属送物的犯人，衣服一概不由政府供给。我是个奉献给主的人，既不愿向政府要求补助衣服，也不愿意伸手向大姐要她的布票替我做衣服。大姐负责代付房租，是分局科长徵求我的同意后委托她的。当大姐告诉我，父亲的遗款可以给我使用时，我就回信告诉她，款子和其它遗物我一概不要，我只要父亲遗留下来的布衣服就够了──这些衣服大姐、二姐都不需要。

　　在这件最小的事上，神也是为我预备得完全周到。他垂听了我在狱中的呼声，解决了我穿衣的困难。每次大姐夫替我送物到市监时，路上都要花许多时间。有时早晨一早出来，到下午才回到家里。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某一阶段，各地学生“串连”[注4]不息，那时坐车不必付钱；所以许多人任意妄为，以至车辆非常拥挤。两个(“造反”)派别互相攻击，非常危险。大姐夫为了送物给我，在路上所花的时间更是无法估计。我怕他年龄这么大了，万一在路上遇到意外，我怎能对得起大姐和他的儿女们呢？于是从1967年下半年起，我自动要求他以后不要替我送东西来。

　　想不到从1968年5月起，全监犯人除日用品外，一律不准送食品入监。如果我父亲迟延两年逝世，那时各地工人都闹派性，互相殴打，他一个人在杭州患病，更无人照顾，他的衣服也不可能带到监狱里来给我使用。《传道书》三章1~2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11节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从心里要赞美感谢神，他安排得这么妥善、这样美好。神安排一切，都有一定的时候，决不会太早或太迟的。我得了父亲的布衣服，供我在监狱和农场穿了8年之久。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我这卑微不堪之人的供应者。

　　(八)批斗会证道

　　犯人在监狱的生活是早晨劳动，下午学习。有时在大礼堂开大会，有时读《毛选》，背《毛选》内的“老三篇”。有时听广播，听了广播后，各人谈自己的心得──总是队长说什么，所有犯人就跟着说什么；任何人都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如果说了相反的意见，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这种学习真正枯燥乏味，使人的头脑变成机器人。一切“坏”的都属资产阶级，一切“好”的都属无产阶级。

　　一天下午，那个从前在青年会工作的人在学习会上发言，大大反对神。她听到新来的囚犯说到监外的情况：所有礼拜堂都已改为工厂或食堂，而且圣经与诗歌都被烧掉了。她就在小组里说：“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哪里还有神？可是现在还有人死死地抱住他不放呢！”

　　我心里想：“你靠着基督教青年会，拿了几十年的高工资，享受了这许多年的优越待遇。现在碰到了难处，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太使人难受了。”我不得不隍7d口答道：“教堂没有了，圣经被烧了，神还在。”

　　于是，小组长立刻将我从坐位上拉到台前，对我进行批斗。与我同监房的无期犯，走过来狠狠地打我左边的头部。她们又叫我低头(这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的表示)，我不服从。她们就用手揿我的头，强制我低头，我坚决拒绝，后来我就睡在地上。于是大众就蜂拥而上，狠狠地打我，问我：“还要祷告吗？”我的回答是：“要祷告。”她们继续一面打、一面问。我继续回答：“要祷告。”结果大腿被打得发紫了，她们继续问我：“要祷告吗？”我还是靠着主的力量回答：“要祷告。”

　　发晚饭的时间快到了，一位队长从楼下办公室走了上来，大家才停手不打。我就从地上爬起来，对队长说：“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饶恕她们。”说完了话，就走进了监房。

　　当我走进监房时，我就从无期犯的饭匣上跨了过去。圣灵在我内心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我就在主面前认罪。

　　我刚一坐下，就有一个已经硬了的血块从左耳掉了出来。这是因为在沐浴时，许多人紧紧挤在一起抢用热水冲洗身体，以至污水流入耳内，患了中耳炎，流血与脓。医生诊治后，除了搽一些红药水外，没有其它治疗。日子久了，耳内的血与脓结了一个小块，我自己还不知道；这次被无期犯狠狠地打了一下，它就跌落了出来。我一见这血块，就感谢父神：若不是那无期犯狠狠地痛打我的头部，在我耳中那已干了的血块就不可能掉出来。而这血块一直塞在耳中，岂不是要影响我的听觉吗？《罗马书》八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完全可以兑现的。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学习就开会批斗我，一共有一周之久。在批斗会中，李(Y.R.)[注5]问我：“你说：毛主席是什么人？”我回答道：“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她接着又问：“他是不是救星？”我不去理她。

　　于是她又问：“你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好不好？”我说：“有好有坏。”

　　她接着又问我：“什么是坏的？”我说：“你们这样打我是坏的。”

　　之后，那曾经在青年会工作过的人找到一张报纸，上面的文章讲到太阳的学说。她读了很久，读完问我：“你怎样想法？”

　　我说：“学说要改变，定律不会改变。你现在读的是学说，不是定律。”我先讲到发明电灯、电器、电报等的科学家爱迪生，就是一个虔诚信仰耶稣的人。当许多人庆贺他的成功时，他很虚心地回答道：“发明这些东西的是神，我不过将神所发明的东西搬出来而已。”

　　后来我又提到孙中山(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为“大革命家”及“革命先辈”)，他在清政府的阴谋与英政府的协助下，曾被关进伦敦监狱。他在狱内禁食祷告三天三夜，后来写了一张纸条交给送饭的黑人，托他将条子送给他的老师康得黎。康老师知道他的情况后，就将他的事发表在报刊上，于是孙中山先生就从牢狱里被释放了出来。

　　接着我将自己读高中时在家中遇到鬼怪一事证明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礼拜六半夜，鬼怪将我床前放着火油灯的椅子拖来拖去，直到把我拖醒。我那时不知道赶鬼，只知道躲在被单里祷告。一个多小时以后，听见拖鞋声音出去了。第二天一切正常。

　　李(Y.R.)却说，这是老鼠偷油吃。我问她：“老鼠能偷吃火油吗？”她们想从问题上找出我的话柄，但始终找不到什么。最后她们想用毛泽东的语录来压服我。她们读语录：“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我的回答是：“好的可以接受，坏的就不接受。至于‘研究新问题’，这是我本来研究的。”

　　她们辩论不出什么结果，只能宣告结束。想不到这个批斗会竟成了我的见证会。这都是因为藉着这位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之主的权能，使人的恶意成就了神的美意。

　　(九)人人写三查

　　前面已经讲过，囚犯的劳动和学习都很紧张。特别紧张的是思想方面的压力──经常从广播中听见：某某人改造的表现好，所以提前释放；某某人表现恶劣，加刑若干年。有时在大会中又听见报告某某人“不肯认罪服法，抗拒改造，在狱中继续作恶犯罪，情节非常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此，除了极个别的犯人以外，大家都十分恐慌，争先恐后地认罪服法，检举揭发，免得加刑。许多犯人竭力将自己隐藏的作恶行动补充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命令是每个犯人的座右铭，它也是每个犯人认罪服法的催生针。

　　在监狱内，队长有绝对的权威，是任何犯人都不可违抗的。领导怎样报告，罪犯就遵照他所讲述的说一遍；但是只能讲所要求的一面，不能讲相反的意思。这样，随伙说谎就成了监狱的风气(在社会上政治学习时也是如此)，它是逃避难处的妙法。如果有人要说真话，他必须要有充足的勇气，并准备付出代价，否则众人就会揪住不放，直到他说出队长所要求的，方才罢休。

　　平时说话也必须非常谨慎。一旦不小心，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立刻就有人去汇报给队长，各种麻烦就会随之而来。除了要检讨承认错误外，年终总结上还要记上一笔“反动言论”的罪账。

　　在小组学习中，有一个无期犯，名叫“阿胖”。由于她曾参加过流氓集团，被判无期徒刑。她承认了自己谩骂了毛泽东──她用“毛竹筒”三个字代替了“毛泽东”[注6]，说：“毛竹筒，毛竹筒，毛竹一劈两头空，过夏不过冬。”她这话有咒诅的性质，在当时真是非同小可，大家害怕得很。

　　就在这紧张又可怕的气氛中，我不能不依靠我的神，每天每时每刻必须紧紧靠着主的话，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学习的目的无非是清洗头脑，使各人原来的思想有所改变。有一次，全监犯人要写三查：1)查自己犯罪思想的根源。2)查阶级根源。3)查社会关系。藉着三查要痛骂自己，批评自己的出身，又要批评与自己来往的人。

　　这一次在圣灵的引导下，他赐我有力量将父亲的情况写了出来：我父亲是保险公司职员，抗日战争时不肯替日本人工作。他在1950年把自己工资所购买的几卡车书籍赠送给杭州省立图书馆。这是我的“阶级根源”。

　　然后我将抗日战争时期在杭州开办难民所的二位宣教士的事迹写了出来。我没有写他们的名字和差会，仅仅说到西教士们的生活、爱心与工作。我讲到一位新西兰宣教士(吴慈姐妹)在杭州怎样冒死去抢救许多青年妇女，使她们免受日本军人的蹂躏。她怎样用爱心将自己省下的鸡蛋供给营养不良的婴儿。我又讲到另一位英国老教士(他是内地会的传教士Rev. C. Fairclough,精通希腊文)在杭州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到离杭州很远的山区(莫干山)抢救青年男女。当时他负责的难民所可容纳3000多人，几个月内陆续进出的有千万人；伙食几乎全部免费供应，老教士自己每天吃的是红腐乳(这是一个不信主的厨师在我们面前说“他是老糊涂”而知道的)，将节省出的钱帮助困苦难民。这是我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关系”。

　　接着我就将我怎样开办孤儿院，怎样收容无人照料的孤儿、马路上的流浪儿童，怎样免费教授经济困难的学生学习钢琴等事都写了出来。

　　以后队长来对我说：“叫你查自己的坏处，你写的都是好事。”我告诉她，“应当实事求是，这是我的真实情况。”

　　多年来在政治学习的时候，神的话经常提醒我、安慰我。如果我要讨人的喜悦时，神管教的杖就伸了出来，使我的身体特别软弱，甚至小便出血。医生就不得不给我吃淡食，淡食上的油和菜都比一般人的多，这样身上的浮肿也就好些。有时学习，命令我们专门要写检举揭发材料──这是将功补过。在这种情况下神用两节圣经提醒我：一节是《加拉太书》一章10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另一节是《约翰福音》六章68节：“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圣灵又使我想起我在中学读书时，老师叫我在一张司提反被众人拉到耶路撒冷城外的画上着色。大概天父要我像司提反一样为他献上了。

　　遇到镇压囚犯或是各种运动时，似乎我要被龙卷风刮到大海边缘而无法渡过去一样；就在这海水汹涌翻腾、人人因海涨而战抖的时刻，神的言语又特别清楚地临到我：“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诗27:14)。我有了神的话，不管听到的消息是多么凶险、所见黑板上的报导是怎么可怕，我心里都充满了从上面来的无限平安。神为了坚固我的信心，甚至在梦里给我看见：路上虽然尽是大水，而我却坐在车上安然渡过。

　　有一节圣经多年来在我心里一直是我的力量，就是：“我心坚定，依靠耶和华”(诗112:7)。另一节圣经是《希伯来书》十一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有许多其它圣经应许，都作了我随时的力量。

　　神除了用他自己的言语作为我手所拿的圣灵宝剑能够打这场属灵的战争以外，还用一些诗歌来扶持了我。有时扩音机很响，四周人声嘈杂，内心不能安静祷告，怎么办呢？只有心里歌唱。除了祈祷以外，歌唱也是得胜撒但、环境与肉体的一个绝妙方法。圣灵常用诗歌里的话一句句在我心里做工。每天夜晚囚犯们都关在监房里静悄悄地等候睡眠的哨声吹响，我内心就默默地唱诗：“我愿如聋、如哑、如瞽，靠恩行完沙漠路。”有时唱以下几首诗歌：“与主相合”──这是1938年我在香港写的；“行沙漠路”也是那时所写；“尽忠”的正歌是我1942年秋在灵粮堂写的，副歌原来是宣道会创始人宣信(A. B. Simpson)所写的(它原来是一首学校毕业歌，后来我改写了正歌，取用了副歌)。这几首诗在监狱中给了我很多帮助、很大力量。还有一首宣信所写的“主自己”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现在将它们刊登于下：

与主相合

1.
凡物若非主栽种，必拔出，必落空；
我今不捉影捕风，不做梦；
我心、我言、我行动，都要紧随主脚踪，
合主心意与主同，不落空。

2.
人生如昙花一现，转眼间，就变迁；
我当预备见主面，趁今天，
献我所有在主前，不为自己留一点，
得主欢心并笑脸，趁今天。

3.
我是王子最尊贵，同主坐天上位；
在你光中闪光辉，真荣美；
像我这样高地位，像我这样身份贵，
与世为友真羞愧，不相配。

4.
我不肯降卑犯罪，众试探，我反对；
我愿服从主指挥，敌魔鬼；
得胜元帅我跟随，一切苦难不必畏，
排列在主敢死队，不后退。

行沙漠路

1.
我如黑铁又硬又冷，越久越是向下沉；
若非主爱激励我深，谁能吸我向上升？

2.
四围景象都是枯萎，世界呼声催我回；
虽然还有回去机会，我决随主不后退。

3.
所闻呼声、所遇痛苦，无非勉我更进步；
我愿如聋如哑如瞽，靠恩行完沙漠路。

4.
不久可到光明天宫，充满荣耀和歌颂；
见主笑脸消我哀恸，与他同在乐无穷。

[副歌]
我要忠诚紧随我主，丢弃万事如同粪土；
虽有各种磨炼拦阻，还要前进不敢懒步。

主自己

1.
前要的是福祉，今要的是主，前要的是感觉，今要主话语；
前要的是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

2.
前用己方苦试，今靠主就是；前是一半救恩，今拯救到底；
前用手坚持主，今主手牵我；前常漂流无定，今锚已抛妥。

3.
前忙碌的打算，今则靠祈祷；前悬切的挂虑，今则主看顾；
前由我之所欲，今则听主语；前不住的求讨，今常赞美主。

4.
前藉自己做工，今唯主是靠；前我欲利用主，今则主用我；
前欲得人称赞，今求主欢喜；前为自己活着，今为主而已。

5.
前盼望在主里，今知主属我；前我灯将熄灭，今照耀辉煌；
前我等的是死，今候主再临；稳固在幔子内，心中大安宁。

[副歌]
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稣里，主是我一切。

要忠心

1.
在这弯曲悖谬世代中，万事改变，甚至天地震动；
魔鬼正在忙碌的作工，许多工人和信徒已失踪。
你心中是否也在惊恐，充满着忧疑，茫无所从？
起来！为天国努力奋勇；起来！为你君王赤胆尽忠。

2.
让别人去得世界虚荣，让别人去得美名和兴隆；
他们无非是捉影捕风，转眼间一切要变成虚空。
你不要去和仇敌通融，你不要去作世界友朋；
要记得你是天国弟兄，当与人分别，为天国尽忠。

3.
勿惧怕魔鬼势力凶猛，勿忧虑别人的批评讥讽；
元帅命令你应当服从，他一切脚步当乐意跟从。
效法三勇士在火窑中，不惧威吓，不怕王命凶；
他们为着主多么雄壮，他们对于主至死亦尽忠。

4.
无论大小事向主尽忠，宁失人爱宠，要得主称颂；
现在至轻至暂的苦痛，比不上极重永远的光荣。
将来主降临于半天空，忠心圣徒要与主相逢；
那时他要说：“你曾尽忠，可以进来与我享福无穷。”

[副歌]
尽忠！尽忠！将此口号播四方；尽忠于所托！
忠于你的尊荣王！尽忠！尽忠！虽然众人都不从，
无论遇何难，靠近主边站，使主常见你尽忠。

　　(十)遵行神的话

　　神的言语和诗歌如同黑暗中的明灯，在我极其需要时就很明显地照耀在我面前。天热的时候，监房像蒸锅那样闷热，使我几乎忍受不住。就在这样欲死不能、欲生又无力的时刻，正像《约伯记》十二章22节说的话：“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

　　我住的监房内原有三个人，天热时竟会有一个因病被送进医院去，这样监房就可以宽畅许多了。有几个夏天都是如此。奇妙的神除了用这样奇妙的方法照顾我以外，有时也用报纸上的话来鼓励我。有一次在报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演说内有“满了机会”几个字，我就对主说：“我有什么机会呢？”这样祷告以后，神就给我机会了。

　　有一个女青年，她少年时随着外祖父听过真道，她也祷告过。她写了一张纸条夹在报纸里──她问我要圣经上的话。然而监房的四周都是眼睛和传话的口舌，如果给队长知道了，一定会遇到意外的灾祸。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主，他的话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觉得应当靠主去实行这句话。主又使我想到将圣经上的话写给她是可以的，不过我有个条件我写给她的字条，她必须归还给我。这个要求她同意了，于是我就经常将主的话抄给她。

　　这年轻人患了很严重的病，吃了食物就呕吐，几分钟就要小便。她的性情又很急躁、直爽，经常与队长发生冲突，因此她就经常被关在监房里，不准出来。

　　她天性聪明，能将我抄给她的经文很快背诵出来。一天，她大声地背诵诗歌时，给二楼的队长听见了，就追上来问她背的是什么？她就答非所问地回答了一些话，队长对她也没有办法，就走掉了。过了一些日子，队长突然叫全部监房的囚犯出来，不许一个留下。那天早晨我刚抄给她一张经文，叫她去背诵的。想不到隔了几个钟点，全部三楼东部的人都要集中到西部去，除了带一双筷子或一只汤匙以外，其它东西一律不可以带去。这个命令一发出，囚犯的行动就像军事化一样迅速，都纷纷离开自己的监房涌到西部去了。

　　去的时候，我对那青年看了一眼，又向放纱头的匣子看一看。我的意思是暗示她，将所抄的一张圣经纸塞在监房外面放废纱的匣子里。她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因此我的心更着急，两只眼睛一直看着她。快要发午饭时，她走到我后一排的坐位上来了；我就将双手放在背后。感谢主，是他使人们的眼睛迷糊了。就在这一霎那间，她将经文褶得极小，放在我的手掌里，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看见我们的行动。我拿到了这张经文后，就赶紧走到监房放便桶的地方。想不到那房内有人睡在那里，还有几个人在等着用便桶。奇妙的神又使这些人的眼睛昏迷了，没有一个发觉我所做的事。我将有经文的纸撕得极碎，又用许多草纸将碎片包紧，趁小便时就丢在便桶内。后来抄身时，队长就没有搜到什么把柄。主又带领我们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抄完身后，回到东部时，就看见放纱头的匣子也被抄过了，幸而经文没有放在里面，否则祸患就大了！这件事对她和我都很危险，然而这位全能者却保护了我们。

　　还有一天，我将一瓶磷维他丸与二块饼并所写的纸条丢给那每天早晨唱诗的姐妹，那时她独自一人在监房内。她没有人接见或送东西给她，情况很可怜。那一次，我家里多送进来一瓶磷维他丸，我就送了给她。真奇妙，神又迷糊了人们的眼目──我把东西扔给她时，没有一个人发觉。哪知队长突然召集全楼的囚犯到西部去开会，我以为又开批斗会了，想不到这次会议与我无关。感谢神，他又怜悯了我这软弱的孩子，没有让我受到担当不了的重压。的确，《约伯记》九章10节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神的话是十分可信的。

　　他的话不但增加了我的力量，还时常指责我。

　　由于我的身体虚弱，经常容易感冒。每次有人患流行性感冒时，总有我一份。一次，队长将三楼所有患感冒的人聚集在几个监房内，恰巧我被分配在另一个信主的姐妹房内。我们用圣经上的话彼此勉励，病好后回到原来的监房。同监房的人中有一个是混血儿，她母亲曾在德国人那里做过侍佣，她丈夫也是个德国商人。抗日战争时，他们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了婚礼。可是当教会遇到逼害时，她非但自己不依靠主，反而藐视和攻击信主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回到了她的监房。她很傲慢地一个人将棉被铺在监房中间，我甚至连踏脚的地方也没有。我不要求她让我铺位，而是将棉被掀了起来，把棉被抖了又抖。这样她就不能安睡在那里，她只能起身去汇报队长，队长立刻替我调换到别的监房内。

　　我这样用血气去对待别人的恶意是主所不喜悦的。后来，神要我学习忍耐、柔和、谦卑的功课；神使我认识到这种急燥的脾气是失败的表现，不是真正的得胜。神要我与耶稣同死，天天向罪、向世界、向自己死：要我活出基督复活荣耀的生命。他之所以许可这些事临到我，为了叫我成为圣洁。有时似乎看不见亮光，身体被疾病缠绕，灵里感到枯干沉闷，一切都在悲惨景地，我好像在死亡线上挣扎。那时我只有对主说：“主啊，求你不要撇下我！”

　　另一方面，我又感谢主，因为在那些污秽的监房墙壁上，破碎的地方似乎隐约地拚成一幅幅美丽的牧羊图画。看到它们，我的心又欢喜起来。主不但要我的内心喜乐，他还要我将所知道的圣经实践出来──爱我的仇敌，爱那些打过我的人，爱那个因为我曾说“神还在”而带头痛打我的外役，别人称她“尖头辣椒”。她痛打我以后，腿上生了一个很厉害的毒疮。她的梅毒病发作了，腰也挺不起来，有几个月之久不能行动。后来她的腿好了，可是腰部不能弯下去。在年终总结时，嫉妒她的人与那些曾被她欺侮过的人都联合起来，狠狠地批评她，将她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她作的好事也说成了坏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不让我与别人一样去攻击她、凌辱她。那时主对我说的话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来12:14)。因着主的教导，我就为她说了公道话。想不到后来我遇到困难时，她也就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替我讲话，甚至在队长面前为我说了好话。

　　遵行主的话是多么重要啊！“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伯28:28)。神使我知道，他的儿女如果像世人一样，为了要讨人的喜悦就说一些违背事实的话，那么在不信的人面前将有什么见证呢？《出埃及记》廿三章1-2节“不可随伙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连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所以我怎能与不信之人没有分别呢？有些不信之人因着品德，尚且不肯苟且偷安，要坚持正义，何况我是基督的门徒呢？我绝对不能作损人利己的事。所以我能平静安稳地经过这些死荫的幽谷，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运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又用他的道作为祷告的材料，继续不断地运用下去，直到得着了胜利。如果我不听从主的话，却与世人一样，我就绝对不会有力量来抵挡那汹涌澎湃的罪恶怒涛，不会有力量与空中掌权的撒但交战，绝对不可能保持主所赐给我的洁白义袍不沾上世俗的污秽。这一切都是主自己在我身上的工作──他是陶人，我不过是泥土而已。

　　(十一)送来祷告题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江青在《解放日报》上宣称：“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不继承有神的传统。”从报上看见，社会上的人们胸前都佩戴着各式各样的(领袖)像章，进到监狱的新犯人也增加不少。我们不能探问狱外的情形，也不准许彼此交谈案情，但是从那些认罪服法的人所说的话里，就可知道一些狱外的情况。

　　那时，科技界、文化界、医务界、教育界、音乐界等各界人士都受到了冲击。上海交响乐团的总指挥被判处了死刑。这个人的名字与圣经真理有关，我想他的父母一定是信仰基督的。后来又听说乐团伴奏钢琴的钢琴家全家服毒自杀，这人的名字也与信仰有关。听了这些消息以后，我只有在主前为了自己俯伏敬拜。由于他的预知，没有赐给我特殊的音乐天才，也没有让我在钢琴演奏方面发展下去，否则真是得不偿失。至于为了翻译《祷告的生命》、编写“起来祷告”以及在家庭中与传道人祷告而被关进监狱，这是主给我机会陪伴受苦的主，这是主所赐给我的特别权利。我从心里乐意俯伏敬拜、感谢称颂他！

　　有一个星期日，队长发针给我们缝补衣服。我在补衣服时，恰巧遇到一个从静安区被捕入监的新犯人。她所关押的公安分局就是以前协进女中的校址(也就是灵粮堂最初聚会的所在)。奇妙的是，我从她那里知道了我长久在祈祷中纪念的──前协进女中退休校长黄轶如姐妹的事。黄校长的近亲都在国外；她因热爱自己的同胞，不愿意离开祖国。想不到趁别人忙碌缝补衣服的机会，这位刚入监的女犯将黄校长身后的事都告诉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她已经逝世，遗体也已火化，坟墓一次又一次被迁移。

　　这位新犯人又告诉我，黄校长曾将私蓄3000元人民币赠送给她的好友S老师。据说，S老师的侄子瞒着妻子行了一些不合理的事，S老师指责了他的不正之风，这就使他怀恨在心，他就向公安局检举揭发了她的这件事。结果S老师被关押起来，就是关在她从前作教务长的地方。这个犯人所讲的地点与人名，与我所知道的完全相符合，我就知道这位神的忠实信徒黄校长已经在主那里享受了安息，不需要我的代祷了。

　　我知道了这事以后，就在神面前为她感恩。天父知道未来的惨剧(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舍不得爱他的人遭难；他早已知道这位老姐妹受不了未来的痛苦，所以就在文化大革命前将她平静安稳地接回天家。正如同一个国家元首关心自己的侨民，在战事尚未发生以前，就将自己的国民接回本国一样。愿尊贵、荣耀、颂赞归给这位独一、全智的父神！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单位的负责人为要调查清楚几个我所认识的信徒及我二姐的情况，有一些提审员就从监外来审问我[注7]。每一次有人来查问我有关别人的情况时，就是天父给我一个特别祷告的题目与为他作见证的机会。

　　有一次提审员来问我有关王忠孝弟兄的妻子应姊妹与她姐姐的情况，特别要了解那晚我们在包薇元弟兄家里祷告的时候，应姊妹是不是也在祷告？就在这关键时刻，神给我智慧回答道：“她有吃奶的婴儿，忽而跑进，忽而跑出。我闭着眼睛，哪里看见她在不在呢？”

　　另有一次，一位年约50岁左右的男提审员，带着两个女青年来审问有关黄(L.T.)姐妹的事。他们一见我，就气势汹汹地宣布说：“你要坦白交代：在你后边是什么人指使你做这件事的？你将这个人交代出来，你就立刻可以得到释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回答他们说：“没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相信耶稣，得到了平安快乐，得到了永生，又得到了力量，所以我希望别人也得到我所得到的。”我又告诉他们，真神是有的，魔鬼也是有的。然后，我将自己在高中读书时在家遇到鬼怪的事告诉了他们。接着我又提到我在省立女中读书时，曾读过鲁迅、巴金两个现代名作家的作品，可是我心里始终得不到满足，觉得做人空虚，常在书本上写：“人生究竟是什么？”直到我进了教会学校读书，认识了真神耶稣，我的心才满足了。

　　至于黄(L.T.)老师，她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她原来到上海来学化验，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学下去。我就请她来休养，后来她在布道所担任探访工作。布道所结束后，她用布道所的房子与里弄合办民校，我们还送给学校一只图画架子和一只摇铃呢(关于送给学校的两样用具，本来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在提审时圣灵突然使我想了起来)。我补充说：“黄(L.T.)老师为人老实。我们一同生活时，我剥削了她的粮食，将粮票送给姜蒙光，因为他说孩子多，饭吃不饱。我能活到今天，完全是神给我的力量，否则我被这种人气都气死了。”

　　那位老年的提审员听了一半就出去了，很久才回来。我猜想他可能打电话给黄老师的单位，告诉他们黄老师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问题，背后也没有什么人指使她。他听完了我的话，临走时说：“好，你有力量就与我们共产党较量吧！”说完了这话，他们就走了。

　　过了几天，邱少陵医生单位里的工作人员与一位女记录员来提审我了。他一开始就问我：“邱少陵这个人好不好？”我说：“好坏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有许多人你们认为是好的，我看并不好；你们看为不好的，我看是好的。关于邱医生，我的盲肠是他开的刀。他的母亲在我生病时很关心我、照顾我。我病愈后，曾去看望过她。”

　　我到邱家去的事，那位出卖我的姜蒙光是知道的，因为他拍的“X”光片曾请我叫邱医生诊断过。我接着又说：“丘少陵是一个大医生，工作很繁忙。我开盲肠时，没有机会与他谈话。”

　　他们又问到他与别的教会的关系。我说：“其他教会的人我不认识，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往来，我也从不喜欢藉着议论别人的不对来使自己得好处。凡是将别人房屋上的砖瓦拆下来建造自己房屋的，我看都是不对的。”这是针对政治学习时作政治报告的人专讲异己分子的不对；自己方面明明犯了极大的错误，却说成是十全十美。

　　感谢主！在提审时，神赐我能力，使我没有一点烦燥情绪，完全镇定安静，有时还能与他们辩驳。在我天性中的胆怯、惧怕完全消失了，竟能毫无顾虑地对答自如。这不是这位奇妙之主所赐下的胆量，又是谁呢？

　　有一天，提审员又来问到我们布道所隔壁学校里的一位工友的事。他们一定要说她帮助我们布道所拖过地板，事实上没有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承认有这件事。后来我告诉他们，到布道所来敬拜主的人很多，有许多人我是不认识的。事实上，我对这工友的为人并不清楚。任凭提审员用什么方法来对待我，我总坚持我的立场。

　　还有二姐的单位里有两个妇女来提审我，要知道二姐夫自杀后，二姐有没有去收拾他的遗体(如果收拾了他的尸体，就是她的立场不对)。二姐夫不信耶稣，他因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而被送去劳动改造。释放后，到他大女儿那里去住。后来单位叫他大女儿病退回沪，而他迁回杭州。哪知他的户口无法报进，结果自尽了。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二姐和她的大女儿也不能去找他[注8]。

　　如果二姐夫相信耶稣，在绝望之中肯依靠主的引导，我想不至于走这一条绝路吧？想到这里，不能不为那些尚未得救的人忧伤叹息。

　　另有一次，有两位女提审员来问到一对汪姓夫妇的情况。提审员故意说：“这一对夫妇曾送给你一些钱。”实际上没有此事，我坚决不承认。她们又问我与他们说过些什么话？我的回答是：“我哪里记得清楚当时所说的话呢？我又不知道今天要被讯问的。”最后他们说，如果还有什么要问的事，将来再问我。我就请他们随时来问好了，我欢迎她们来。

　　藉着这些提审员，神使我知道应当为哪些人祷告；有时神又使我在梦中看见，一些信徒的家庭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主又在提醒我，使我知道应该为哪些遭遇困苦的人们恳切代祷。奇妙得很，后来我知道这些需要祷告的肢体在文化大革命时确实遇到了很多难以述说的困苦。

　　主预先提醒我，使监狱变成了我祷告的圣殿。主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裂开了，以至我这卑微的小使女能作为进入幔内的祭司，在他施恩座前为许多遭受苦难的人们恳切祈求。慕．安德烈说：“你每一次祷告，当先安静──想一想他所能作的，想一想你在基督里的地位。”另一位神的仆人说：“我们的祷告是神的机会。”这些话都是神所赐给我的金玉良言。

　　(十二)炸鱼飞去了

　　很长一段时期，队长派我住在一个从香港来的青年特务犯的监房内。这个青年犯看见我谢饭，她就想乘机奉承队长，来攻击我。然而蒙神看顾又保守的我，是不是能因她的攻击就停止谢饭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有时候，监房外送饭的人看见我谢饭，就将我的饭匣藏了起来，等我谢完了饭，饭匣已被人拿走了。我一面找饭匣，一面感谢神，自言自语：“我吃也好，不吃也好。谁喜欢吃，谁就拿去吃好了。”那时，神的话又临到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有时小组里的人批评我道：“你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因为政府给你饭吃。”我回答说：“如果以前我没有饭吃，现在才有饭可吃，我就应该谢谢政府；但是我已经吃了几十年的饭了。而且若不是神的赐福，就是有人为我预备了饭菜，我也吃不进去。所以，我总该感谢赐我生命气息的神才对。”她们听了以后，就不再说什么话了。

　　因为我谢饭，有几次被同监房的青年犯用极其肮脏的揩便桶、地板的湿布塞到我的嘴里，我仍不理会她，仍默默谢饭。有一天，她在我谢饭时，狠狠地将我的金边眼镜弄断了。那时，旧人还不够死透的我，就在监房外大声骂她，说她的父亲是烟毒贩，又说她是特务犯。这样说了以后，我的心里感到后悔，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而我受了这一点点的侮辱就忍耐不住。主的话又感动我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1:20)。

　　后来，神又使我想到戴德生曾祖父的事：一次他从工厂里出来，有两个流氓将泥土与碎玻璃揉到他的眼睛里。这事被走在他后边的老板看见了，就叫他到法院去状告那陷害他的人，可是他坚决不肯。老板就去代为告状，那人却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甚至宣誓说，如果真是他干的，他自己的眼睛就变瞎。想不到过了不久，这个害戴德生曾祖父人的眼睛果然瞎了，而戴氏的眼睛却恢复了视力。

　　当时，圣灵用这件事感动了我，我就默然不语，又求主赦免我急躁发怒的罪。于是我就请人协助我将眼镜用线系住；正在系的时候，被她看见了，她就批评那帮助我的人，说她立场不稳等等。我仍然默默无声地坚持谢饭。后来她又将我眼镜上的玻璃片打碎，我仍安静忍耐地用橡皮膏贴住。

　　她见这样也无济于事，就狠狠地踢我的小腿，把我的腿踢得发紫，我仍不与她计较，还是谢饭。她后来狠狠地踢我的腰部，甚至踢得我气喘不上来，我仍然存心忍耐，坚持谢饭。我想，难道为了避免挨打就不谢恩吗？若是这样，我还有什么见证呢？哪知我的腰部被踢痛，没有几分钟就不痛了；腿上的肉虽然发紫，后来也不疼痛了。我也不去报告队长，也不与她争执。

　　晚饭后，她不许我在监房里走动，而且用各种方法迫害我；然而，靠着爱我的主，我仍然坚持祷告。我只有将一切的事交托在天父手中，由他负责。我没有什么可以挂虑的事，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代下16:9)。

　　监狱的伙食比分局的稍好一些，经常吃些萝卜或卷心菜。一年之中能吃到一、二次蚕豆，那时同监犯就很满意地要数算饭匣内的蚕豆了。1968年以前，每月一次可以吃到一块排骨肉，吃的时候在那块骨头上啃了又啃，巴不得将那块骨头吞下去才好。如果吃的是小排骨，那就咬了又咬，直到将这小骨头吃完为止。由于缺少荤菜，每个人的嘴馋是必然的现象。到了1968年5月，荤菜完全没有了，只吃萝卜或卷心菜。

　　于是，我在1970年的除夕，就拿出一只盛二两猪肉的罐头──这是我两年前(1968年)在监狱里购买的，打那以后任何食物都不供应了。我看见别人用手将罐头在水泥地上磨平，或是用钉子在罐头上凿几个洞(因为没有开罐头的工具)，很快就将罐头开启。凡购买的人，一买来就吃掉了，只有我将它存放了两年。那晚，监狱里没有供应荤菜，我就在晚饭后用钉子在罐头上凿洞。

　　刚凿了两个小洞，训导员走来了。她就问我这一小罐肉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她是两年前在监狱买的。训导员就走进监房，叫我将这小罐头连钉子都交给她。她又批评了那与我同监房被判为特务的青年，说她包庇我。我想，训导员还以为这一小罐猪肉是家里的人塞在衣服里送进来的。

　　她将这一小罐猪肉拿去以后，神突然用一句话安慰我道：“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诗4:7)。这句话是那样清楚，我就用笔写在簿子上。刚刚写好，那青年犯就来揪住我的头发，又用拳头打我，并且将我的簿子抢了去，交给队长。

　　农历年初二，意外的事又发生了：早晨我在监房外做清洁工作时，那曾经被人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外役偷偷地告诉我：拿去的那罐猪肉仍在队长办公室桌子上，她叫我自己去问队长要回来，她会替我将罐头磨开的。于是我就藉着祷告将这件事交在天父手中，等着看这件事的成就。

　　年初二中午，每人发给两块油煎带鱼，晚上又是一大块油煎带鱼与一块豆腐乾。闻到香喷喷的油煎带鱼，犯人们的精神都焕发起来：很久没有吃到荤菜了，除夕夜晚和农历初一都没有荤菜，年初二竟两次分配到这么好吃的油煎带鱼，谁不想吃呢？社会上的人民平日都不容易买到新鲜带鱼，何况在监狱里的囚犯呢？当囚犯们见到了带鱼，喜乐的心情无法形容，大家似乎忘记了妻离子散的悲境，忘记了身陷囹圄的悲伤。有些人中午吃到了两块煎鱼，似乎还不过瘾。晚上再能吃到一块炸鱼，人人兴高采烈地睁大了眼睛，盯着看饭匣内的炸鱼──要看是块大的还是块小的。

　　当时我们的监房里有一个犯人住到医院去治病了，剩下的就是我和那个经常踢我打我的青年囚犯。我端起发下来的饭匣，谢饭以后，咬了一口带鱼。我看见外役在监门外拖地板，我就放下饭匣走出门去，问她：“队长在办公室吗？”她叫我自己去看。我正预备更换鞋子去看队长时，这个青年犯就把铁门关上，揪住我的头发，不让我出去。这种情况外役都看见了。

　　我一句话也不说，仍旧去坐在我的位置上，预备拿起饭匣来吃晚饭，哪知饭匣里的带鱼不见了！豆腐乾也变成一块小的了。我就转过身去看她的坐位，只见她的坐位前有许多饭粒。我猜想这是她偷了我的带鱼赶紧吃的时候掉下来的。她见我回头看她，就慌慌张张地将落在地上的饭粒丢进便桶里。同时她又把我推到自己的坐位上，一只手揪住我的头发，一只手用拳头打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气呼呼地坐到对面那住院病人的坐位上去。我想，她偷了我的鱼，还要打我，揪我的头发，真是太恶劣了！外役来扫鱼骨头时，我就轻轻地说：“我的鱼飞了。”说的声音很小，哪知她已经听到，就大声说：“鱼飞掉了！”那发饭的外役也跑了过来高声说：“谁偷你的鱼了？我不是发给你了吗？”(她怕别人怀疑她偷鱼吃。)

　　她们正在大声喊叫的时候，想不到四楼的队长来锁监房门了，外役就叫我报告队长。我想，为了这么一块鱼去报告队长是不好的，所以我站着不说什么。哪知这青年还要装作有理的样子强迫我道：“你报告队长！”她连续不断地催迫着我报告，于是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了。”起初我为了顾全她的面子，不想使小组里的人听见，单独同队长说一下就算了。她年纪轻，多吃一块鱼就任凭她吧。然而她还以为我不敢说话，又以为队长向来对她很信任，不会相信我的话。

　　当她再三要我说给队长听时，我就在众人面前将经过情况一一说了出来。四楼队长听了以后，锁好了监房门，就去告诉三楼队长。

　　三楼值班队长就来问我，我逼不得已，只能将经过情况又述说了一遍。她起先还不相信这青年犯真会偷鱼吃，外役就将她所看见的情况都告诉了她，她才相信了。

　　那时，住在隔壁监房小组的记录员认为我是故意冤枉那青年犯的，她就大声叫她在便桶内检查。我只有从心里默默地祷告，求神赦免她们的过犯。这青年犯在气急慌乱中，将我的提包内的东西倒在铁门旁的水泥地上，又将小瓶里的细盐也倒了出来。她的一举一动，外役都看得十分清楚。

　　神实在奇妙，就在这茫无头绪的时刻，他忽然使我想到政府发给我的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有一张“像”。如果她暗暗地将“像”弄坏而强加在我头上，我就要加刑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买了《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上下二册，这书的内容有许多篇幅讲到一些政策。我想，如果被她撕坏，我再有理也难说清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听到圣经被烧的消息，小组里的人一定要我购买厚厚的《毛泽东选集》4册，我坚决不肯。我认为它所讲的是国共历史，我不需要去研究它。由于政府指定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学习《毛选》，因此许多不识字的人也购买了《毛选》4卷。我却一定不情愿购买；幸而未曾购买，否则那晚的重担将越发严重。后来我就将三本书托外役替我拿到监房外面去放好。外役怕她打击报复，不敢接受这三本书。

　　正在争执时，三楼队长又走到我们的监房门口，对那青年说：“272(她的番号)，无论你怎么样，你摸339(我的番号)[注9]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她对272说话的时候，语气既严肃又沉重，然后她又很和善地对我说：“339，你将宝书放好。”我问她可以放在哪里？她回答说：“随便放在哪里，只要藏好就行。”于是我就把这三本书放在枕头下，去睡觉了。

　　想不到272被队长这么一说，觉得十分羞愧，就用衣服把头部蒙上，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也不动。从此以后，她不再逼害我了，她的饭量也逐渐减少。本来她很喜欢看电影，这事以后，新年的电影也不去看了。一天到晚头都蒙了衣服，坐着不说一句话，完全失去了常态。

　　我看到这种情况，恐怕她闷出病来，患精神病那就可怕了。因此我就为她祷告了两天，求主使那位住院的病人早日回来，这样她可以有人与她讲话了。神实在是听祷告的主，果然病犯从医院里回到了监房。

　　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主十字架的大爱。《罗马书》五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罪人的奇妙恩爱无法测度，真正伟大！

　　可怜的272自以为因我谢饭可以用逼害我、打我、踢我、将我眼镜打断等取得功劳，以为这是对她有利的。她没有想到自己这样行，是已经做了撒但的奴仆了。若不是主的慈爱使那住院的犯人回监房，她可能被撒但所占有，甚至思想不正常、精神完全失常呢。这次她虽然没有患精神病，但在小组组员及队长面前已经失去了信誉，身体也一天天消瘦下去，远非一块油煎带鱼的营养所能补足的。她全身疼痛，贴了许多消炎止痛膏仍无济于事。她“用脚踢刺”有什么上算呢？刺没有踢掉，自己的脚反而受伤了。《箴言》廿一章30-31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在乎耶和华。”

　　对我来说，这件事临到我，是神所许可的。他藉着这件事叫我操练忍耐、谦卑和爱心。他要我用十字架的大爱去爱那伤害我的人，不但内心不恨恶她，反而要怜悯她。这样的存心不是我所能做到的，而是十字架的能力使我不得不爱这被撒但权势所捆绑的罪人。神给我机会，将所学习的圣经知识实践出来；他使我觉得这并不是苦难，而是他的大恩典。

　　(十三)死后回天家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位长官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来的，我们称他为军宣队代表；同时还有一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我们称他为工宣队[注10]队长。他们二人的地位在男女监长以上。所有工作人员与囚犯以及各种事务，都由这两位代表负责管理。

　　1970年元旦下午，他们召集男女囚犯在大礼堂开会。工宣队队长将男女各监“反对改造者”的番号，一一提了出来。所谓“反改造”者，就是不接受改造的人，也就是不照着队长的吩咐去做的人。

　　当他一一提名的时候，我的番号也被提到了。他提到我的时候，语气很温和，内容是这样：“339是唯心主义，但是我们没有将你提上纲来。”他这样一说，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们没有给我扣上“搞反革命活动”的罪名(“提上纲来”就是这个意思)。军代表又接着问：“天上有饭掉下来给你吃吗？有衣服掉下来给你穿吗？”他说完了这两句话，那位工宣队长立刻接着提到别人的番号了。

　　散会以后，有两位队长特地走到我监房门口，察看我的态度。我有神同在，内心仍然平静安稳，欢喜快乐地感谢神──因为工宣队长说我是“唯心主义”，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不认为这是“政冶问题”。我写年终总结时，就提起了工宣队长在元旦假期还很关心我的思想。

　　这一年，有51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两人是基督徒。我听到以后，只有为这两位基督徒的家属祷告，求主安慰赐福。一次，有几个人在枪决前，监狱也叫我去参加他们的宣判死刑大会。但是神用他的话安慰我、扶持我，在我的心里仍然赐下了平安。

　　后来，军代表又几次三番地在大会上提到“有人坚持不结婚，到现在还在祷告”等等，于是我在一次群众性的检查思想时，就将我所以要祷告的原因写了出来。我想，如果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活着，我便心甘情愿地为主献上我自己。宁可放弃我一切所有的──连自己的生命都在内──却不愿意放弃对主的信心和忠诚。于是我写了一份报告，内容是这样：

　　“我经常听到军代表在大会上提到‘有人祷告’一事。我是祷告的，因为我相信有神。相信有神的原因，我分四方面来说：

　　1)宇宙万物这样奇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一切都证明有一位智慧全能的创造者。

　　2)圣经上的预言逐步应验，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在应验，有的还没有应验。这些预言的应验证明圣经的可靠，证明有神的存在。

　　3)许多大科学家以及别人的经验都证明有神。

　　4)我自己的经历证明有神。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我信了他，我的罪孽得到赦免，心里有平安喜乐。在我心里的平安喜乐，就是我到天家的凭据。我在世的日子有限，在天家却是永远的。”

　　写好以后，就交到队长办公室。在学习中，我们经常学习《毛泽东选集》内的“实践论”，论点是“实践出真知”──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必须从实践而来。现在我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写了上去；如果要我死，我就死吧，所以我天天预备死。哪知这个报告写上去以后，从此在大会上不再提到“祷告”二字了。

　　一天主日早晨，军代表召集女监老年囚犯开会。讲了没有几句话，他就问：“你们说，有没有神？”

　　坐在前几排的部份老年女犯就说：“没有神。”

　　我却回答：“有神。”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67号就立刻汇报起来：“军代表，339号说有神。”

　　哪知军代表对她说：“我知道，我知道。”说了以后，他就立刻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这位军代表的性格是善良开明的。当他看见犯人打犯人时，就加以阻止。自从他来掌权以后，犯人痛打犯人的事非但没有发展，反而逐渐减少了。 (十四)神是至高者

　　在这期间，神也使我学习了一些其它功课。有二课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等候”和“谦卑”。几年来，我看见外役每次到五楼晒衣服时，总要等队长到了办公室，问过了队长，得到了准许后才上五楼去晒衣服。这件事给了我很重要的启示，使我认识到在灵属方面，我应当先等候神，求问我的元帅基督；等到明白了他的旨意以后，才去行事。任何事不该自己作主；无论重大或细小的事，我都应当行在神的旨意里，免得一不小心，给撒但留下机会，使主的名受到亏损。凡事行在他的旨意中，就是尊重神，以神为至高者。我当爱他所爱、恨他所恨。神又要我像主耶稣那样，做个谦卑的人，甚至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谦卑。不论他是有知识或是无知识、有才能或是无才能的人，我都要靠着主，存心在他们面前谦卑柔和，没有丝毫急燥傲慢的言语和态度。

　　记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起，每年写年终总结时，必须先写上“最高指示”这几个字，接下去再写一段语录。我想，神是最高者，我不能以任何人为最高者，因此“最高指示”几个字我一直没有写。哪知到了1971年的下半年，凡在总结上写了“最高指示”几个字的，都必须改正。我没有写过这几个字，就不必改正了。原来这是林彪的策划；他垮台了，他的一切意见和指示都一同被去除。

　　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女监门口的两棵夹竹桃被挖掉了，换上两棵松柏树。我就对主说：“你能使枯树发旺，旺树枯干。”每次下楼活动时，我都对主说：“你能使旺树枯干，愿你使这两棵树枯干下去。”神实在奇妙，果然他先使一棵枯干了。过一些日子，另一棵也枯干了。

　　那年国庆前，凡属林彪所提的字句，一概作废。神实在是听了他儿女们的哀声。由于林彪所提倡的“像”，不知有多少人遭受到迫害和死亡。有句谚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最恰当的。

　　虽然如此，撒但仍旧千方百计地陷害神的儿女。那年青272与同监犯67号听到工宣队长在会上点了我的名，又听见军代表在大会上不许人祷告的事，她们就商量来陷害我。272要讨队长的欢喜，又要使小组里的人员不相信她偷了我的鱼，所以她竭力想方设法把我一只盛肥皂粉的小瓶放进67号的杯子里，然后她故意替67号整理东西，又从67号的杯子里拿出了肥皂粉瓶来。她就说我是故意放在她杯子里，为要冤枉她偷东西而作的。272一面叫67号去汇报队长，一面又在小组里搬弄是非。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我心坚定，我灵依靠耶和华我的神。我默然无声地对待她们。哪知67号将瓶拿到队长办公室时，队长竟不理睬她，打发她回小组去。当67号到办公室时，刚好有个青年犯在队长那里谈话，她就将这事告诉了我。

　　别人都说67号是个极自私的人，她与同监房的人都曾大吵大闹过，因为她处处要占别人的便宜。有一天，有个新队长调到三楼来工作。67号一方面想奉承队长，另一方面想从中取利。她在队长面前说了我一些坏话，促使队长责备我，这样我可以惧怕她、随她为所欲为了，在监房里她就可以多占一些睡觉的地方。一个约4尺6寸阔的监房，一个人睡眠的地方应该是一尺多阔，可是272的大棉被就要占监房2/5的面积。那时我睡在中间，两面夹攻，实在不好受。67号以为她去报告了新队长，我一定会胆怯了。

　　《箴言书》廿四章10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新队长听了她的汇报，走到我们监房门口来教育我了。她一开口就说：“不要理论一套，实际又是另一套。”的确，许多会讲一大套理论的人，自己并不是去遵行的人；相反的，他们造成自己和别人的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说的是一套，行的又是另一套的人物。那天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

　　我想我在小组里反正不说话，我也没有说过一大套理论。后来她又叽哩咕噜说了很多批评的话，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回答说：“可以照顾的地方就照顾，不能照顾的地方就不照顾。”

　　队长听见我这样说话，就大发烈怒：“你是什么人？”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只知道睡1/3的地方。”

　　接着我又请她去问别的队长，看67号是怎样的人。她听见我这样说话，就走开了。第二天清早，她就召集了小组开会。她报告道：“我们是一视同仁的。不要以为生活是小事；在生活里是有政治的。”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67号想取得利益，可是毫无所得。她想尽办法来迫害我，还经常用话语来惹动我、侮辱我，说我“相信帝国主义”，又说“美帝是你的父亲”等等。我想，“我如果相信的是人，我早已出国了。正因为我相信的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被你们骂了。”

　　那时我又想到，主耶稣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兵丁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戏弄他、讽刺他。主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当我想到主的话时，我就让她谩骂，不去理会她。

　　她睡觉的时候，一点不可以碰着她的背。这样小的地方，难免有时要碰着她。如果碰着了，她就用身子顶在水泥墙壁上，又用双脚踢我，用力推我。整个夜里，怎能一点不翻身呢？曾经有一次，我被她踢得实在不耐烦了，我就故意多翻几次身，偶尔也推推她。但是圣灵感动我，使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能荣耀神的。过了一些日子，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就对她说：“我不是推不过你，也不是怕你。我是一个基督徒，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愿意尽量照顾你。从今天起，我不贴着你睡觉。”感谢主，给我力量，使我侧身直睡，双腿叠在一起，而且整夜不动。

　　我又想到主耶稣在世时，“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经过了二、三个月之久，突然队长叫那青年272调地方了。272调到二楼；她去的时候，我们小组正在学习，67号也不能帮助她搬东西。我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又看到她的棉被很大，至少有10斤重，一个人搬不动，我就帮助她将东西一同搬出监房，而且叫她不要将棉被放进塑料袋去，以免损坏了袋。

　　天父的慈爱感动了她。后来她调到安徽农场，在那里遇到我时，竟拉住我的手不放，态度非常亲热。她又告诉我，汪(P.Z.)调到上海青浦农场，后来在那里离世了。

　　现在又要说到67号这个女犯了。她患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她要求我替她揩身。为了主的缘故，我就照她的要求去做。

　　她的背上生了一个瘤，她自己竟不知道。过了一些日子，在她的肚腹上又长了一个瘤，而且她经常吐血。一天夜里，医务员叫她住院时，催得很急，她的动作又慢，而且没有力气，我就自动帮助她穿好棉鞋、大衣等，又替她拿了应用物品，送她出了监门。可惜这次她到医院去后，就不能回来了。

　　她住进医院时，那个开过妓院的无期犯也住进医院。无期犯是她最好的朋友，经常在拆纱工作时暗暗地将容易拆、份量重的粗纱给她，对她很照顾。谁知67号在医院政治学习时，竟说无期犯的坏话，并且检举揭发她在监房时对抗队长、弄虚作假等。这无期犯就是为了我谢饭用拳头狠狠打我的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这无期犯第二次送进医院时，已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67号病势也渐趋恶化；她的独生女儿早已与她划清了界线，不写信给她，也不寄东西给她，因为她是替日本人当汉奸而被判刑20年的。她是有机会接受主耶稣为她的救主的，但是她拒绝了。她非但拒绝，还要毁谤主耶稣，真是多么愚蠢呢！她为了要讨人的喜悦而奉承人，可是当她肉身将亡时，谁能救她呢？不仅她的肉身，她的灵魂也永远沉沦了。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为她叹息，又为她悲伤！

　　监房里的人经常要调换。一次，又调来一个青年人，她是因生活腐化而判刑的。她每次见我谢饭，就揪我的头发。幸而我的头发很多，虽然被一把一把地揪去，剩下的还是很多。同时，我将这长头发作为与主立约的记号；我是乐意跟从主一直到底，决不愿意改变的。

　　一天清晨，她睡熟了，我就赶紧起来祷告。正跪在地上祷告时，恰巧队长从后面走了过来。她见我跪着祷告，就凶狠狠地问我做什么？我就将圣经上的话背诵出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她气极了，就打开了许多监房的铁门，叫来了很多囚犯，把我推到楼下队长的总办公室，她们就开始斗争起我了。她们给我反套上一顶棉帽子，蒙住我的嘴，使我说话的声音听不出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只有从内心用坚定不移的信心不停止地向上呼救，求神增加我的力量和勇气。当她们将我的双手放在后面，又将我的双手向上拉的时候，我内心向神呼求的声音更加迫切。

　　我一进到下面办公室，就看见整个墙壁上画着一张大型的毛泽东巨像。我内心只有求神不让我跪在像前。队长叫我读《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两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读完这句，即刻对她们说：“我是没有事业的。”下半句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我就没有读，她们也没注意。

　　接着她们又叫我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说：“宗教信仰自由，这不是反动的。”她们听了也无话可说，就吩咐我回监房去。

　　这位队长本来要开批斗会斗争我，哪知接班的队长不同意这样做，于是清晨的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了。这是因为我回天家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任何人不能加害于我。当我回到监房的时候，喜乐的灵又充满在我的心内，使我并不觉得这些是我的重担，反而使我如同鸟儿用它两只翅膀冲入云霄，飞到了神宝座前那样的欢欣、那样地自在！

　　(十五)美总统访华

　　阴森森的监狱，一道道的铁门，一对对的卫兵，从大门到监房至少有四层大关口。囚犯的牢房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下雨天的时候，监房里更是黑沉沉的恐怖现象。盛夏季节，下午一发热水，犯人在监房里揩身洗脚时，就像肉包子在蒸气锅里一样，使人头昏脑胀。再加上四周围都是一双双凶狠的眼睛，停在他们认为可疑的人身上，她们的两只耳朵时刻留意地听着别人所说的话，每个犯人就像幼儿院的小朋友专门向老师告同学的状一样。每天下午的学习，就像是一群机器人坐在长方台子的四周听大报告、学习《毛选》。经常有人阿谀奉承说，《毛选》内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学习真使人感到枯燥、厌倦，那种使人乏味的程度实在不是一般的人所能领会的。

　　然而，这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术──使人们长久在各种重重压力下，一次又一次的紧张学习，觉得还是听从他的一套理论，放下思想顾虑的包袱为妙。

　　尤其使人触目惊心的是，从铁栅门很自然地能看到对面医院门口，经常有死人从太平间里被人用双层板车抬出来放到门外卡车上运出去。见了这些死人，犯人们免不了会想到，不知哪一天这样的命运会临到自己头上，千斤的重担不知不觉地在许多人的内心里压抑着。

　　犯人们经常上午不知道下午将要发生什么事，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遭遇。许多人恐惧、猜疑、攻击、陷害和报复的程度，几乎达到了顶峰。还有许多人以作恶、说谎、损人利己为荣为乐，为的是竭力争取早日得到政府宽大，提前得到释放，因为经常从广播中听到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就是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囚犯们一秒秒、一分分、一刻刻、一日日地度过一天又一天！

　　突然有一天，又召开全监大会。是否因为有人要处死刑呢？不是。是否有人提前释放呢？也不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原来是为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了！

　　听见这个惊人的消息，甜蜜的美梦临到了与尼克松无关的犯人，其中有人还以为“宽大处理”的大日已经来到；他们昂起了长久垂下的脸面，期望着释放回家与亲属欢聚一堂，幸福生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哦！尼克松访华引起许多悲哀的脸儿暗暗地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一位训导员的丈夫──男监队长(他不是军代表，也不是工宣队队长)在大礼堂作了很长的报告，主要是形容美国已到了不堪设想的败落地步。他说，美国已到了像以前上海在政权改变前夕的混乱状态──人心慌慌，商店很早关门以免抢劫，可怕与凶险的现象到处都是，所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硬着头皮，厚着面皮，披着羊皮，登门求访。他若不来，美国就不行了。”

　　那些不知道美国情况的犯人还以为他所说的是事实；但是对曾到过美国的人，就知道他所说的是瞎子说瞎话。

　　我对尼克松不抱任何幻想，只是将前途交托给信实的主。当时我对自己刑期满了以后能否出狱还没有把握，因为我坚持谢饭；而且我还曾在1970年元旦被提名为“反改造者”。然而我的心平静安稳，天天过着信靠主、顺服他、完全不为明天作任何打算的生活。

　　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报纸上第一版的大标题是毛泽东(当年号召工人、农民革命时)说过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男监队长作完了报告以后，每个小组就展开讨论。由于小组记录员常常曲解我说的话，所以在小组里我仍旧闭口不言，态度也不改变。大家对尼克松来华都照着报告的内容，重复说一遍。除了极个别的人说出了对尼克松的幻想以外，一般的人都照着所听的报告，述说了一遍。

　　队长见我仍不说话，他们要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叫我到队长办公室去谈话。她问我道：“你对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有什么想法？”

　　我就将报纸上的第一条大标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话说了出来。我说：“我是受压迫的。我连默默祷告的权利都没有，经常因此被人痛打。”

　　她又问：“你对尼克松的讲话怎样想法？”(尼克松的讲话我曾看了一次，不能多看，因为时间看长了，那些人要给我加上对他有幻想的罪名。)当我听她问到这一切，我内心继续向主呼吁，求主赐我智慧知道怎样回答她。后来我回答道：“我对任何人的评论都是：不是听这个人讲得怎样，而是要看他做得怎样。当然我对于在台湾的美军，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撤走的。”

　　后来她又问我：“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好？”我说：“都有好有坏。”

　　她接着又问：“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

　　我回答道：“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她继续问道：“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好？”

　　我的回答是：“生活腐化是不好的。”

　　她紧接着又问：“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她听了这句话就不再追问下去，只说：“你这个人顽固得很。你回监房去吧！”

注1 
　　“队长”：一般囚犯对干部的称呼。当时一般人民彼此之间都称“同志”。

注2 
　　拆废纱是囚犯工作之一种(供机修工人擦手用)；此外还有糊火柴盒子等。

注3 
　　“工场板”：在监房门外，囚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时用的。

注4 
　　“串联”：文化大革命时各地红卫兵为了共同行动进行联络。

注5 
　　关于李Y.R.，见《附篇》第一篇：“她弄巧成拙”。

注6 
　　上海土话中，“毛竹筒”和“毛泽东”发音相似。

注7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后期，监狱和劳改农场“外调”不断。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让各单位派人出外调查本单位可疑人员的政治历史背景与社会关系，叫“外调”。

注8 
　　若去找遗体，会被认为“同情反革命，立场不稳”。

注9 
　　在监狱里的犯人习惯上不用真实姓名，都用番号代替。

注10 
　　“军宣队”、“工宣队”：文革时的产物。当时由于许多单位原来的党领导干部多已靠边站，为了填补权力真空，防止混乱，毛泽东就派了一些军人和工人进驻，成为临时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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