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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暴风雨来时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以西结书44:15)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以西结书44:10)
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敌挡魔鬼的诡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以弗所书6:10-13)
1949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教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北方就常传来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一批批爱主的弟兄姊妹被捕、判重刑。这事使我深觉困惑。
后来又看到组织了“三自革新”。有一位传道人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国旗，在台上传扬许多混乱的话语。孰是孰非？众信徒议论纷纷，不知何去何从？往哪儿走？
从北到南刮来了一股风──凡是不加入“三自革新”的教会，全被摧毁，而且进行逮捕判刑。所以，从北京的王明道[注18]起，一直到南方的教会，连续不断地有很多传道人、教会长老、甚至信徒被送进牢狱！一场中国大陆空前残酷、诡谲的属灵争战开始了。
一九五四年，中国基督教的全国统一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三自会”)正式成立，在政府的领导下，领导信徒一起走上“反帝国主义”的爱国社会主义路线(即“三自革新”)。五四年底，王明道曾在<灵食>中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反驳崔宪祥、丁光训较早前在<天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他藉信仰之名破坏教会的合一。此文指责吴耀宗等三自会领袖为“不信派”，反对和“不信派”有任何联系，或参加他们的组织。王强调信与不信之区别的基准在圣经，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林后6:14)。为了扫除信徒不愿参加“三自会”的障碍，在五五年，配合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逮捕了教会领袖“王明道”。在一九五六年，王明道签署了狱方拟好的悔改书，获得释放。后他与妻子至公安局否认以前所悔改的事，五八年四月再度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转引自<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第65及83页
1958年，正是我三十岁那一年，这是我答应神“要专一事奉他”的时间了。因为父亲一直有病缠身，无法照顾家庭；我的弟弟、妹妹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家里生活难以维持下去。我为人子女，要尽孝心，负责弟妹们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我才能撇下“所有的一切”专心事奉神。其实这是我(蒙恩不久时)无知的想法。难道一个专一奉献给神的人，神不负他一切的责任吗？
但神知道人的意念，他给人绝对的自由，从不勉强人来事奉他；神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从1957~58这一年，是我最安舒的一年。因为57年，弟妹们都毕业了，全部都在工作。我写信给他们说：“今年你们赚来的钱，可以供应自己，买些衣服，添置些家什。家中父母仍然由我照顾，我也准备着自己专为神用！”
57年开始，我就离开一些聚会，退回到家中，因为异教之风[注19]已经侵蚀到(三自)教会里了。这一年我完全安静在家中。虽然如此，攻击仍然像波浪一样，层层高涨，我也知道该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了。听到的消息说56年解决“聚会处”[注20]，而后就会轮到“福音堂”(当时我参与服事的教会)。事情就如他们所计划好的进行，三自会召开了一个全市基督徒大聚会，到会有三、四百人，都是长老、牧师、执事、比较热心的信徒。请帖送到每一个人的家，我也有一份。我从来未参加过他们的聚会，这是第一次邀请我参加。可是，我不能参加；为了持守我应站的地位和信仰的纯洁，我婉言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起初，他们是很和善的，用各式各样的劝告，这样来回邀请十次：
发请帖
厦门教会的牧师、传道来邀请
牧师、长老、执事，男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同来邀请
......
宗教事务处亲自通知谈话
最后一次是与会的首脑二十多人，他们会后吃完饭，开了一部车来到我家。
“我们邀请你去聚会，你去不去？”
我回答道：“我不是你们的牧师、传道，也不是你们的长老、执事，所以我想我没有必要去参加！”
我还在给他们排凳子坐，结果凳子还没搬完，话就到此结束。他们不再说第二句，只道了一声“好！”就拂袖而去，坐车走了。
一个牧师也来警告我妈妈：“你女儿──一个弱女子，怎敢抵挡整个政府和整个厦门堂会的牧师长老！”
为了使自己不沾染污秽，我实在是无法答应他们的邀请。
他们回去后，又开了三天的大会，我的表现引起了全会的攻击，每人写大字报[注21]，一人两三张对我定罪。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他问我：“王明道是谁啊？”
我回道：“我看过他很多的书，我知道他是我的弟兄。”
他说：“你跟他思想一样，你也是反革命！”
在一次千人大会上，那个青年传道人又说：“你每个礼拜天都集中开一次黑会(就是我们七个人的小祷告会)！是反革命集团！”
我就当众转身向他解释说：“我们是在祷告。”
他们都表示愤怒，派出所的所长也为着此事气得拍桌子，破口大骂。
攻击我的大字报有上千张之多，从派出所的楼上楼下、大门口沿着街一直贴到我家门口，且贴进了前庭。大会开了一个月，轮到我来受处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各式各样的斗争控诉，最末了来了一次露天的千人大会。
我记得一位我所尊敬的姐妹也在大会上说：“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是殉道......。”我真像是“蒙了脸的女子”(歌1:7)，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往何处去呢？一个个的长篇控诉，真像是石头一块块地扔过来。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当中，却听见那些不知好歹的过路人、乘凉散步的老太太和一些好事的人说道：
“原来是为了宗教！......”
“这女子很美！......”
这样说了很多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很美丽”[注22]。我的心默默无声，因为神的恩典托住，所以没有一点怨恨或怒气。只是心中伤感：教会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应当往何处去呢？”
回到家中，我热泪涌出。“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歌1:8)
我得到完整的答案，知道该往何处去。从此以后，我细读<使徒行传>，明白了羊群往哪儿去。使徒是跟随基督，基督是羊群的牧者，是教会的元首，他所有的脚踪也是我们的脚踪。主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也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老师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太10:24-25)。使徒所遇见的各种逼迫患难，也就是我今后将要遭遇的。形式可以不一样，本质却相同──为主受苦。基督是好牧人，他的羊听他的声音。羊不跟从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是何等的真实！(参约10:4-5)
神怜悯我的软弱，因为这条路我从未走过，他特意请弟兄来帮助我，事先为我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一个早晨，一位来自北方的弟兄来找我，与我交通。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很少说话。他很自由坦率地把所遭遇的事滔滔不绝地述说给我听。他是和王明道弟兄一起进监狱的，他述说里面真实的生活、情况，让我有思想准备。然后又说了如何才能得胜：“不能批判神的话语，因为天地都会废去，主的话都要成就。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绝不能批判神的话语。并举例说明，得胜者就是那持守你所有的。”这些话深深扎根在我心中，成为我以后多年熬炼的帮助！
在将要被捕之前的傍晚，我去找了一位多年熟悉的亲友。他也是我年轻时代团契的弟兄，他在送我到家门口时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到如今还记在我心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发出嫉妒”(诗37:1)。“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诗37:7)。这也是末了一次的临别赠言。
神的话语发出亮光，照亮黑暗的前程！真是在我进入那最底层的环境之前神为我所作的最好的准备！
那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来了两个警察，一男一女，他们的态度也顶平和。一见到我，就拿出逮捕证要我签字，简单说了几句。我立刻签字，叫醒家中的人，顺手带些日用的物品，母亲也很平静地站在旁边。
我告诉妈妈说：“我们两人来作祷告，我要离开家了！”我母亲就出声为我祷告：
“神啊，我把女儿交给你，求你让她平平安安地出去，也平平安安地回家......。”
奇怪，那两位警察却安静地听我们作祷告，没有阻止。
然后我再三地嘱咐我小弟弟要信主，要爱主，我们姐弟才有在天家见面的年日。
我再进房间里，向父亲辞别。父亲因着病，又听到这可怕的恶讯，受了刺激，心脏剧烈跳动，全身无力。我简单地向父亲告别，就走了。末后我听说，父亲因我一走，几乎无法控制，家里半夜急忙请医师，我叔叔来给他打了针才得安定！回想那深夜的一切，犹在眼前！
神可怜我年老体弱的父母，我大弟弟过了一个星期就从上海回到家中。因此，我在外地比较安心。这是1958年7月27日的事。
在突然改变的恶劣环境里生活，刚刚进去是非常难于适应的。但是我已经从神的话语中清楚明白他的心意、他命定我要走的路，这就是十字架道路。虽然表面上是极其艰苦，但我在全能者的荫庇(参诗121:5)下却有平安！这平安是世人不能理解的。
我从一个很舒适的、放着沙发床的房间，迁到一个睡木板而且满了臭虫的房子，周围是有各种罪名的人：国民党县长太太、右派分子、地主婆、特务、反革命......。特别困苦的是和妓女、老鸨、小偷、乞丐在同一床(统铺)上翻转着，又脏又臭又痒，耳中塞满了咒骂和下流话，所看到的都是争斗，无休止的作恶，彼此戏弄。
过了一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发高热。因为怕传染给别人，只好隔离。把我们四、五个病人送到精神病那一区(很多人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便突然发精神病)。
这一下更糟糕了，喊声、骂声、哭声、笑声一齐响。这是一个绝望的地方，各种怪声、怪调、怪相天天上演着。别人一个个退热就回原处，末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在发烧，我就在这疯人区内整天整夜听他们哭、笑、叫、骂。若不是神的同在，的确会害怕的。
除了三餐稀饭和开水以外，没有任何其它食物。之后，我又开始泻肚子一星期。我静静地躺着，直到完全退热才回原来房间。
几个星期的大病，却使我免去了“坦白交待”这一关[注23]。随后，我就离开牢狱，押赴劳教农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神知道我的软弱，因为这种突然的环境转变，一般人难免会在坦白交待中暴露一些弟兄姐妹的情况，使他们受牵连。所以，神让我免去这一试探。
最初三年的农场生活，大部份都注重体力劳动，很少注重到思想活动(改造)。去农场(劳改营)的第一天凌晨三点多钟动身，长途跋涉到中午十二点多钟才到目的地。下午算是给大家休息，不过到山上去背些柴给厨房烧。上山砍柴回到宿舍，已是下午三点多，也算是休息了。从此以后便是无休止的劳动。
这三年中的劳动主要是种田，因为要在丘陵地带水稻田里劳动，从来都是打赤脚，头戴斗笠，下雨时就穿着蓑衣，没有拿雨伞的。早上四点半就起床，洗脸、上厕所、吃饭，半个钟头后就披着星星往山上走了，天蒙蒙亮就开始在田间干活了，一干就到傍晚。天黑了，哨子一吹，然后顶着星星再回来，足足有十二个小时。回来洗衣、洗澡、吃晚饭，马上开始政治学习。58、59、60三年的“瓜菜代”[注24]，加上“大炼钢铁运动”[注25]，能挺过来的人不多。我们那里(劳改农场)死了一半人。三年以后，因为死的人太多，他们也害怕了，这样劳动时间才稍有改变，天亮以后才会吹哨子起床。
三年期满了，要写总结报告，每个人都要过“三关”：一是思想关，对于自己犯罪的认识；二是遵守纪律制度关；三是劳动关。我要怎么写呢？第一关我就跨不过去了，因为我无法否定自己的信仰，特别不能批判神的话语。那时我已转到永安砖瓦厂，有一天我请假外出去补牙，找到了一位56年就进去劳动改造的弟兄。他因病保外就医，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就去问他如何写总结。可是得不到答案，这弟兄说：“现在不是撒母耳的时代，扫罗去求问先知该怎么走前面的路(参撒上9:6)。现在是圣灵浇灌、内住的日子，你可以直接去问神......。”
那时我是在厨房劳动，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补牙回来后，我跪在那儿求告神，神却很平静地回答：“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奇怪了，神给我完全的自由。问来问去，还是要问自己：“我该怎么写呢？”我知道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是(参太11:19)。我第一关没有写总结，只写遵守纪律和劳动两项，就交了上去。
为此，我回不了家了。虽然解除了劳(动)教(养)，还是继续留在劳改农场，换汤不换药，完全一样地劳动。我想，我是谁，怎么可以批判神的话语呢？！我持守着信心和抓住神的应许！
记得有一年除夕，有一位难友，以前也到过礼拜堂，参加过唱诗班。她会唱很多圣诗，因为是除夕，她来厨房帮忙。工作到半夜，就顺口唱出很多圣诗，特别是唱到<闽南圣诗>150首：
日出下雨是主所定，两项皆是花木欠用，
忧闷欢喜皆有利益，养饲灵魂坚固信德，
赐福降灾皆从命令，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有孝的子岂能变面，怒气来嫌所爱父亲，
天父给我有子的心，爱你敬你信你愈深，
将来境况虽然无定，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性命我知是你所赐，不论好歹无嫌境遇，
死的阴影遮我眼时，坚固仰望我心无疑，
或活或死我全无惊，天父愿你旨意得成。
我只跟着唱了第一节，就泣不成声。口中唱着歌词，此情此景心中却难以附合，我没有办法唱下去。到第三年，我还是不能唱完第一节；经过十二年，我还没有办法把这首歌唱完。那末了的“或活或死我全无惊，天父愿你旨意得成”，这是要真实经历的，要口唱心和，实在不是简单的事！
三年后，一天我接到家中来信：我大弟弟和我一样，也进劳改农场了。晚间我悲伤流涕，我的家姐弟二人，在这末了的世代，许多人都走迷、离开神，而我们从大学毕业就走进神的殿，仍看守神的圣所，侍立在神面前。如今，我们肉身被煎熬，心灵却靠着神得到安稳，没有走迷，没有把偶像接到心中。
想到在劳改农场里的试炼，只不过是一种化妆的祝福，让我们脱去属世(参约一4:4-5)的杂质，更明白各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思想，污秽和洁净的区别何在？我想在黑暗中更应该发光，为真理作见证。当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只有默默顺服(参诗39:9)，唯求主加倍保守我们！
[注18]
浙江镇海郭巨镇无名传道人胡振庆弟兄于1955年7月因不参加“三自”组织、继续家庭聚会而遭逮捕，被镇海法院判处七年徒刑。他比王明道弟兄更早入狱。(参<没药山>/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出版)
[注19]
包括政治宣传以及不信派离经叛道的谬论。
[注20]
指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地方教会，也有称为“小群”的。
[注21]
大字报是解放后政治运动中群众公开提意见的一种新形式，公开张贴，对象一般由政府部门选定。
[注22]
似乎主奇妙地藉外人对恩立姊妹说她“很美丽”，与底下主的话“极美丽”(歌1:8)相对应。
[注23]
对一个敬畏神、诚实的圣徒来说，这一关十分为难：恩立姊妹是为主被捕，并未犯法，在人面前完全清白、良心无亏。而“坦白交代”就是逼你认罪。你如认罪，就是撒谎，因为实际上你没有犯罪(法)；你如不认，就是抗拒交代。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抗拒之后，接着就可能又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与处份。
[注24]
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时期，由于每人的粮食定量不够吃，就添加一些瓜菜(包括野菜)。
[注25]
即所谓“全民炼钢”，这是毛泽东的号召，结果得不偿失，人力物力均造成很大浪费，半途而废。某山区劳改农场响应号召，为大炼钢铁，大量伐木、挖窑洞、烧炭，但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也无原料，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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