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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读经挨斗
解放后，这种纯粹的信仰在新的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是不被接纳的。当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时，在宿舍里我每天最早一个起床，把圣经放在桌子上，手拿着笔写下金句和心得。冬天非常冷；下雪天，窗口因雪而结冰(因为晚上的炉火到早晨已经熄灭了)。我还记得钢笔掉在地板上，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木板地上，那是Sharp牌[注13]的笔尖，但我仍然坚持读经、写笔记。有关我信仰的事情渐渐传出去，学院就开始对付我。有一天，突然把我所有的书籍都拿走，我只要求留下圣经和<荒漠甘泉>，这是我最宝贝的书，我天天抱着读，因为圣经是我生命的泉源，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诗119:105)。
接着，全校师生到安徽参加土改(到农村平分土地，划分阶级，确定成份)。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各种总结、开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成了众矢之的。我总觉得神的话是我唯一的安慰，是我苦难中的力量；离开他的话，我是毫无力量活下去。同学和其他信徒全与我划清界限，把我隔离，唯有神的话安慰我。在那段日子里，天未亮我就起来，先烧水、洗脸，而后就跑到野外，坐在漫天大雪底的野地里看圣经、写笔记。墨水被冻结了，我靠着口里的暖气呵一下写一下，那红彤彤的太阳在雾气中升起，周围一片雪白，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满了感恩和赞美。[见插图1]
一次，有位教授看见了，对我说：“恩立啊，你若用这种精神去读马列主义，你会成为不得了的人物。”
回学校后，我成了斗争的目标。因为我每餐饭前都祷告，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常常围绕我，祷告交通。我们因着环境的压力，只得隐蔽一些。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到琴室里去看圣经，已经没有那么公开了。偶然有一天早晨，院长来了，掀开我琴室的窗廉，说：“哦，恩立，你在读圣经。”其它没说什么，就走了。
而后，我就经历第一次六、七百人参加的大型斗争会，并被隔离[注14]一个多月，要我坦白交待，我就按要求写下了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我天天仍旧看我的圣经和<荒漠甘泉>，这成了我唯一的安慰、我的生命粮。我爱神的话，就是那临到我的话语。在这场斗争中，神给我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参路23:9)，同学们把我的“罪状”贴满墙壁，这是临到我的第一次逼迫。弟兄姊妹们因为受了惊吓，怕受牵连，都离开了我，学院当局和同学们常常逼我回答问题，要我交代，甚至逼我自我坦白。我的神啊！我说什么呢？我只有听从你的话，“一言不答”！就是这样，我流了很多伤心的眼泪，求神拯救！我心灵受压，孤单、忧闷难当。全校没有人理睬我，我好像成了一个最下贱的人，只有工友不懂得什么主义和斗争，还同我说话。
院长在作总结时，说我“完全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是“走狗”。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只是信耶稣，传得救的福音；并没有拿外国人的金钱、受其指使和差派，与外国人没有丝毫牵连，我那时实在不理解。除了祷告和神的话安慰我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帮助、安慰我。我真是一面流泪一面读圣经，主的话每一句都成了我生命的粮食，我实在是靠神的话活着。
我迫切求主救我脱离这种环境。突然，我患了急性阑尾炎，下午四点钟被人用车送到军区医院，晚上八点钟就开刀。没有人在我身边，我被抬上手术台，在手术台上按脉膊的医务人员一直和我谈话，怕我会惧怕，要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我轻轻地唱着诗歌，把自己交在神手里。这些日子离开了学院，虽然身经剧痛和开刀，在我看来却强过住在高等学府。我开始领悟了摩西所说的话：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来11:24-26)。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一天上午，医师巡房，有一个助理医生掀开我的被要看看伤口，发现了圣经，就说：“喂！大学生！到今天还在看圣经？”我根本不理睬他们；我只知道，圣经是我唯一的生命力量、活下去的依据，是我懂得神心意的源泉。我必定要天天吃下他的话，成为我活下去的生命力！
有一次我到圣经学校去旁听(我本来是想要进入神学院，但因解放了，他们不愿招收学生，要我把音乐课程读完)。我坐着听课，觉得非常希奇，老师所讲的讲章和所引证的经节，我都十分明白、熟悉；整个讲章都好像我以往读过似的。因为我自己读了十几年的圣经，新旧约不知读了多少遍，而且圣经(用破旧了)都换过好几本。
从毕业以后工作，到回家乡这五年时间，我是比较平静的。清晨天未亮，我常是开灯读经、灵修，中午我改看<遵主圣范>[注15]。我花很多的时间看书、研究圣经，没有受任何的打扰，五年之间自由地事奉神。
[注13]
“Sharp”牌：当时美国进口的名牌笔尖。
[注14]
“隔离审查”：为了深入调查一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将他/她与社会(包括家人)隔离开来，进行审查。
[注15]
指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中译本，又名<效法基督>，为Thomas A. Kempis[肯培．多马(1379-1471)]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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