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恩典

第五章 袮的杖、袮的竿都安慰我

　　立新农场

　　我“新生”以后的第二个劳动场所，是地处安徽省宿松县境内的立新农场。这里有稻田、棉田和菜园，一年到头都有农活。我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若不是恩主亲手带领，我必定无法度过这些劳动最艰巨、生活最痛苦、引诱试探最多的漫长岁月。

　　(一)劳动

　　刚一调到立新农场，便赶上秋收。我被分派割稻子。我患有先天性脊椎畸形，弯腰时十分痛苦。无法站立割稻时，就跪着割；无法跪下割稻时，就坐在地上割。在最难受的时候，我一面求主加给我力量，一面想起一首诗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诗126:5-6)。感谢主，使我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参申33:25)。

　　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腓4:13)完成了任务，背着禾捆来到打谷场时，心中充满了喜乐。同时，也为过去所撒的福音种子向主呼求：“主啊！求祢昼夜看守，时刻浇灌，让祢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而心满意足。”

　　突击性的收割劳动之后，让我们从事看管菜地的经常性劳动。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人，实在不懂农业，常常闹出把韭菜当成小麦、以为花生长在树上等等笑话；有一次甚至把菜苗拔光，把野草当成菜苗留下。幸好干部通情达理，只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而没有当成“破坏生产”论处。

　　菜园的苗圃需要大量施肥，所谓肥料其实是粪便。我必须从早到晚在苗圃里拔草、删苗，双手整天接触粪便，很快就感染了粪毒，以至手痒得十分难受；夜里睡在热呼呼的棉被里，双手又热又痒，只好伸出被外挨冻。粪毒进一步侵袭了呼吸道，让我咽喉痛痒，声音沙哑、甚至讲不出话来。

　　交给我的另一项任务是在菜园里抓虫。如上所述，我生平最怕虫，现在必须每天用手抓虫──把虫子装满一个玻璃瓶，才算完成当天的任务。

　　后来，分派我到棉花地劳动，除草、捉虫、松土、拣石块、施肥等等工作，都很费时。这些劳动虽然艰苦，对我的灵性却很有帮助：面对坚硬的泥土和石块，我有时感到自己的心比石头还硬，求圣灵动工，把我的石头心感化成肉心，就像松土以后的棉花地一样，好让属灵的枝叶茂盛而开花结果；面对杂草、荆棘、害虫时，我便求主在我心里拔草、除虫，保护我这棵幼苗不至被摧残、损毁。

　　三伏天，解放后称为“双抢”(抢收早稻与抢种晚稻)的季节来临，我们又是全力以赴、忙个不停。一句豪迈的口号是：“早上一片黄，晚上一片绿”──早上把发黄的稻子割下，立即翻土、放水、造田、插秧，天黑以前便呈现绿色的稻田。我被分派参加拔秧劳动。我们每天早上三点钟便起床，天亮之前就开始拔秧。我的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一条腿刚踏进田里，便陷入泥泞中，难以自拔，真是寸步难行！

　　当地有句谚语：“插秧的雨、三伏的风。”每逢插秧，总要下雨；但雨下得再大，我们仍要继续干活，早餐、午餐、晚饭也只能在田头吃。每天都得干到夜里十点半钟才收工，还得走上几里路，才能回到宿舍。此时浑身污秽，活像一条泥鳅，必须洗个澡、换衣服，上床时已是午夜十二点，真是疲乏至极。更甚的是，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因为两条腿整天泡在水田里，被蚂蝗咬得处处起疙瘩，痒得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第二天仍得起早摸黑拖着疲乏的身体上工。有一回，我困得一面拔秧，一面打盹，手中一把秧苗掉到了水里，被干部发现，开会时挨了批评。又一回，我闷热得中暑，干部见我上吐下泻，才批准我休息半天；第二天浑身无力，还得下田干活。有一天我发烧，体温达到摄氏38.4度，却不许我休息，仍得在火辣辣的太阳暴晒下，脚踏滚烫的稻田水，一刻不停地拔秧；口渴得唇干舌燥，眼前一阵发黑，我以为快要休克了，但主的恩言安慰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申33:25)，“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12:9)。他不仅没有让我昏厥过去，反而在我的右边荫庇我，保护我的性命(参诗121)，带领我度过“双抢”的三伏天。主啊！我“要永永远远称谢祢”(诗45:17)。

　　(二)被诬告

　　繁重的劳动可以忍受，艰苦的生活亦可以适应，但人间的道德败坏，却更加使人痛苦。有些人的“舌头邪恶诡诈”、“又爱说谎”(诗52:2-3)，我则成为他们的诬告对象。以下举一实例。

　　留场后，我经常看管棉花田，逐渐懂得了棉花的种植方法。因此，有一回让我带领一个小组的人剪棉花杈子。前三天，我教他们剪枝的方法，大家都反映很好，掌握了技术。第四天，这一小组的人负责一块十多亩棉田的剪杈。他们一人一畦，顺序从北面走到南面。我在出工时发现地里有地老虎，就首先抓虫，然后从南面往北面剪杈。大约剪了两个钟头，小组长突然“哇”地一声叫了起来：“有人破坏啦！”

　　我走上去一看：许多不该剪下的母杈被剪断，每杈带着十多个棉花，横倒在地，实在可惜。对于这种十分严重的破坏事件，按理应该保护现场，以便查出破坏者，并加以处罚(这种事件的作案者可能被判刑三年甚至五年)，然而小组长却急忙拣起被剪断的杈子，装进篮子里。

　　事后有一天，指导员在路上碰到我，十分严肃地告诫我说：“郑惠端，你要好好考虑！”我心里一楞：又不是我破坏的，要我考虑什么？原来涉嫌者一口咬定是我教她破坏的，我需要考虑如何成为“教唆犯”！为此，每天晚上召开两小时的小组会，干部再三强调事情的严重性，要我坦白交代。

　　同情我的人为我着急，有的劝我找领导谈话表白自己；有的嫌我笔头太懒，应该书面报告给干部。我的心却像微波不兴的湖水，十分平静，因为主对我说：“伸冤在我”(罗12:19)、“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箴24:19)。我唯有依靠主、仰望主，感谢赞美他的怜悯。一个礼拜后，作案者樊秋枫终于坦白承认：棉花田是她破坏、企图嫁祸于我的。感谢主，他的话语何等可靠！

　　(三)被盗窃

　　由于物资缺乏、思想败坏，农场里便盛行盗窃。我则成为经常被盗者，因为一来我被盗后不向干部报告，二来我被盗后不骂人[注9]。于是，对我越偷越起劲。有一天下班后，我把劳动鞋脱下，放在我的床下，洗完脚后回床下拿鞋，发现一双崭新的北京鞋被偷了。我有两条黑色的府绸裤子，因为怕被偷窃，不敢晒在室外，白天就挂在自己蚊帐的竹竿上晾乾。晚上下工回来洗完澡想换裤子时，裤子不翼而飞了。有一回，我接连三天丢失三条洗脸用毛巾：早上洗脸后挂着毛巾晾乾，当天就被偷走；第二天用上一条新毛巾，当天又被偷走；第三天，窃贼照偷不误！有时晚饭后到办公室领取邮包，因为天黑而没有拆开，便摆在自己床头；第二天，整个邮包不见踪影！

　　一天，睡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说，她的钥匙丢了，想借我的钥匙试试开她的箱子。我不长心眼，就把钥匙借给了她。不料她拿我的钥匙去配了一把。此后，我的钞票、粮票、菜票、饭票便不断丢失。因为每次只有部份被偷，而且是陆续发生的，当我说出失窃后，小组里的人反而怪我自己糊里糊涂、没有记性。

　　有一回，我被盗了10元钱，这在当时是一大笔款项，我就向小组长报告，组长说：“不会吧？我们小组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窃的事，而且你的箱子是锁住的。”组长显然不把它当一回事，我只好把钱放在箱子里的不同位置。然而，不管放在前后左右任何位置，钱包总是被盗。我告诉小组里的人，她们反而说：“你碰到‘狐狸精’[注10]了？哪有这么灵？”最后一次我被偷走20元──这是我的全部金钱。小组里的人轰动起来了，借过我钥匙的那位外号叫“活流氓”的人更是大喊：“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否则，郑惠端睡在我旁边，我被怀疑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小组开了会，摆事实、讲道理。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活流氓”不得不承认，她偷了我30元钱；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她零零星星盗窃我的东西，却矢口否认。

　　按道理，打开他人箱子偷钱的情节是严重的，理应受到批评；但恰恰相反，干部在大会上还表扬了“活流氓”，说她“坦白得好”，却批评我“麻痹大意，造成了犯罪的机会”，我心里实在不服。然而当我想起主的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箴24:19)，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前2:18)；我想到施洗约翰不吃饼、不喝酒，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家却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路7:33-34)，便深深体会到，这是当今世界的正常现象。我们无需“发怨言”，却要“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2:14-16)。

　　(四)“文革”学习班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即“文革”[注四]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重要环节之一的劳改农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残酷斗争。有一段时间，队里天天晚上开“批斗会”，给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注五]，恐怖气氛导致人人自危──白天在田里无心干活，担心晚上飞来横祸；因为在这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分子所谓“黑五类”集中的地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期间，队里布置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几十个人脱产学习，其中一些人是被当作枪炮使用的积极分子，另一些人则是被批斗的对象。我显然属于后者。

　　学习了有关文件之后，便由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逐一坦白交代。一位天主教徒，名叫顾澄清，写了厚厚的一本批判稿，在大会上坦白交代、批判信仰，其中的一段话特别令人发指。她说：“神，我没有见过，而是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告诉我的。通过长期的改造，我终于认识到，神原来是人造的。”讲完以后，许多人为她鼓掌，说她批判得彻底，我的心却如刀割一样难过。

　　接下来要我发言。我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学习政治的，不应该谈宗教。如果我谈宗教，大家会说我‘放毒’，因此我不讲话。”

　　他们说：“这是干部布置的题目，不算你放毒。”再三逼着要我发言。

　　在这种情势下，我只好发言。我说：“我信的神和刚才这位天主教徒所信的神，不一样。如果我信的神也是人造的话，我一定批判在她前头。我所信的神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乃是客观存在、有主观经验，是永恒的；他住在我心中，再也拿不出来。”

　　因着这些话，学习班立刻轰动起来。有一个名叫林斌的人，因为曾在怀远长老会所办的中学读过书，凭她的一知半解，大放厥词，把神污辱谩骂一阵。我制止她说：“林斌，你不要谩骂我的神。其实你也是相信有神的。”她气急败坏地大声喊叫：“这是诬蔑我！”同时冲到我跟前，几乎动手打我耳光。我正告她说：“林斌，我从来不讲没有根据的话。我没有说错，你现在还相信有神。”她气得暴跳如雷，拍着胸脯大叫：“我这是反对神，你怎么说我相信神？”我说：“如果没有神，就用不着你反对；你既然反对他，就说明他的存在。”这时，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积极分子插嘴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也不懂，不如去请示指导员。”于是她们就找指导员去了。

　　她们离开会场后，我默默向神呼求：“我的阿爸神！祢的孩子今天闯大祸了。求祢加添孩子力量，让我能承担得起任何处份。”

　　据说，那些积极分子一五一十向指导员如实汇报后，指导员说：“郑惠端这个人中毒太深，不是一期学习班就能解决问题的。对她这样的人，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注11]。现在她的宗教感情达到最高峰，今天的会最好到此为止；要是再讲下去，等于下雨天拖稻草，越拖越重。”当天的会就此结束，这一桩严重的事件终于不了了之。

　　神知道我的软弱，顾念我不过是尘土，没有让我承受重轭。“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诗109:30)；“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祢？谁能像祢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出15:11)

　　(五)主内合一

　　被捕以前，我对天主教徒抱有成见，不愿意和他们来往。入狱后，看到天主教里面确实也有爱主的人。立新农场里就有一位这样的天主教徒，跟我很有交通。

　　一天，我们相遇，我见她气色不好，就问：“一个多月不见了，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有病吗？”她用食指指向心口说：“身体没有病，只是病在这里。”

　　“怎么回事？”

　　“整整一个月没睡好觉。”

　　“到底怎么回事？”

　　“郑惠端，我真害怕！”她郑重地说。

　　“害怕什么？”

　　“在这种环境里，我怕有一天会不爱主、背叛主；如果是那样，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说：“你爱主，而且比我更爱主。如果你不爱主，就不害怕离开主了。”

　　“你说我爱主？”

　　“是的，你已经爱主了。但不是你先爱主，而是主先爱你。他爱你到底(约13:1)，他既创始，也必成终。不是树托着根，乃是根托着树[注12]。主会用他全能的右手保守你到底；为他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所以，你用不着害怕。害怕是对主没有信心，害怕是给撒但开门。要完全相信主，他必保守你，直到见主面。”

　　那一天交通以后，她的灵里得到释放，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后来，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带回几本属灵书籍。有一回，她在稻田里看鸭子，我悄悄地招呼她过来，送给她一本<新约圣经>和一本<荒漠甘泉>，她高兴极了，吻了又吻这两本书。见此情景我深受感动。的确，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6-29)。

　　(六)行过死荫幽谷

　　立新农场是围湖造田[注13]的结果。当地流行血吸虫病，死了许多人，因此称这地方为“鬼门关”；加上冬季鼠疫肆虐，夏天水灾频繁，真是多灾多难。

　　1968年的冬闲季节，正值“文革”斗争高潮，当地人称之为“血热病”的鼠疫再次流行，死亡率很高，医院里住满了平民百姓和农场的劳改人员。部份患者被救活了，其余则葬身黄土。在出血热病高潮时，主应许我说：“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91:7)。主的应许绝对可靠。体弱多病的我，在“鬼门关”经历了十个寒暑，始终没有遭受鼠疫的伤害。

　　1968年至1970年间，水灾闹得最凶。1969年7月天天下雨。大家准备危急时转移到安全地带，便着手捆扎行李。有一天，来了一位货郎。平时我身上没有钱，难以购买用品；这一天，主特别感动我前去观看，见到两节电池，要价高达0.97元(在当时当地可以买两斤猪肉)！主感动我，要我把这两节电池买下来，但我身上的钱不多，舍不得买；圣灵再三感动，我终于顺服，买了下来。

　　不料第二天，堤坝被水冲垮，全场人员彻夜急行军120里路，从宿松县一直步行到太湖县才脱险。在漆黑的夜里，就是靠着这两节电池使手电筒发光引路的，不但方便了我自己，也方便了许多人。

　　天亮以后，检查行李，负责保管本小组贵重物品的人告诉我，我交给他保管的小布包丢失了。布包里有我仅有的几块钱，于是我便身无分文。[注六]

　　七月间，赤日炎炎，晒得路面滚烫，热气上腾。由于体内缺少水份，嘴里唾液耗尽，喉咙乾燥，眼睛冒火，步履维艰。路旁的一杯茶水，卖一角钱。我既身无分文，自然无法问津。在极度困难的时刻，忽然听见一位难友喊叫说：“老郑，快来啊！天这么热，你要吃不消啦！快来喝几口水！”她递给我一杯茶，我舍不得喝完它，只喝了一口，眼睛就明亮起来了。

　　这一天，我才深深体会财主要求拉撒路用指头泼蘸水凉凉他舌头的情景(路16:19-31)，我满心感谢主救我脱离罪恶和刑罚。我还想起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约4:7-26)以及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约19:28)的情景。我此时此刻所经历的，我们的主都经历过了〔我想起保罗所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提前3:16)。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受尽苦楚，我这一点干渴算得了什么？

　　我重新得力，终于步行到达宿营地。当干部指挥男队难友搬运行李时，难友中的管峻弟兄发现行李堆里有“郑惠端”字样，惊奇地说：“原来郑姐也在这里！”此后，我们就在主内彼此交通，互相勉励。

　　1970年夏天，尽管连日暴雨，水位高涨，场领导仍然谈笑自若，提出“人在堤在，确保死保堤坝”的豪迈口号。无奈豪雨倾泻，一夜降雨200毫米，以至部份住房倒塌，堤坝告危。于是一声令下，年轻力壮者全部上坝防守，家里留下的尽是老弱病残，我是其中之一。

　　半夜下达紧急命令：留守在场的老弱病残人员要将托儿所里的全部孩子转移到相距三里路的总场大礼堂去。别人领走了三、四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可以自己走路。自私又外行的我却从摇篮里抱起一个刚一周岁的胖孩子，谁知这孩子非要人一直抱着不可，我只好用上全部力气，一路抱到大礼堂。

　　正当我疲惫不堪地回来整理自己的行李时，室外“逃命啊！”的喊声四起。我左手挽着一只大木箱，右手拿着一根竹竿，急忙走进了逃亡的人群。走了大约一里路，洪水就赶到脚前，很快淹没小腿，继而涨到腹部。水势凶猛，将菜园的瓜果和着家具冲来，我不但不能迈步，连站都站不住了，只好丢弃木箱，用竹竿支撑身体。当竹竿经不起急流冲击，身极摇晃不已时，我就像彼得那样喊着说：“主啊，救我！”(太14:30)，随即被水冲倒，却还能挣扎，勉强站了起来。然而，来不及喘上几口气，我又被急流冲倒在地，这一次仍又站立起来。第三次被冲倒浮出水面时，看到近处有棵大树，虽想尽量靠近它，却力不从心。

　　感谢我的救主，他早已预备了一位名叫小龙的19岁的男孩，他在对岸见我被水冲倒，时起时沉，便过来救我脱险。

　　大水过后，农场一片狼藉：只差五天就要收割的水稻颗粒不留，蔬菜无一幸存，果树拔起，房屋倒塌......，迫切需要重整“家园”。

　　百废待兴，首先必须解决住房问题。由于水稻欠收，盖不成草屋；盖瓦房则需要砖瓦。大家苦思冥想，决定就地取材，拆掉烧砖瓦的砖窑，利用拆下的砖头建房。大家全力以赴，劳力强的人干重活，拆窑或扛抬砖块；我因体力较弱，便在窑下拣拾碎砖，把它们一堆堆地放好，供有劳力的人扛抬，天天如此。

　　一天中午歇工，回场吃午饭时，听说砖窑倒塌了。我赶去一看，塌方的泥土正好厚厚地压在我上午拣碎砖的地方。姓郭的队长对我说：“要是人埋在里面，拔都拔不出来！”我站在废墟旁边，默默地感恩：主又一次救我的命免于死亡！

　　我们队是本场部直属女队。1972年的一天，我所属的一中队都集中到大队开会。大队离我们有七、八里路，开了一下午会，晚上还要放电影。我不想看电影，会后便独自返回住地。

　　走到半路，已是暮色苍茫，逐渐天昏地暗。我没有手电筒照明，只好一脚高、一脚低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田埂上。道路固然难行，心中更加害怕遇见坏人。当恐惧感越加作祟时，我便向上举目，求主帮助，因为“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121:2)。恐惧感消失了，又在黑暗中看见前方有一条发光的路。

　　我以为那是神听祷告为我所开的出路，便摸黑朝着那条路走去。当我走近并正要踏上这条路时，忽然看见有人提着马灯走路，原来是难友高大姐正在巡视鸡棚。我高兴地大声喊叫：“高大姐！”

　　她提着马灯照我：“你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那边是池塘，赶快走回来！”她边说边提着马灯照我：原来那条发光的路只是池塘夜里水面泛光，我正站在池塘边！

　　我心想：“好险啊！上次神差遣19岁的小龙把我从大水中救上来，今天又打发高大姐提着马灯阻止我落水。保护我的是耶和华──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121:4)。我要感谢赞美他，直到永远！”

　　(七)灵性饥渴

　　1968年至1971年间(文化大革命时期)，农场里的阶级斗争气氛浓烈，思想压力沉重。那时整个中国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凡夫俗子，人人朝不保夕，苟且偷安，因而极少通讯联络，以免惹起麻烦。我不仅与外界的通讯中断，甚至见到同队的主内姊妹们，也不敢打招呼，灵里感到孤单、空虚、苦闷。

　　在极度痛苦时，我连祷告都不能了，只好默默叹息：“主啊！祢在哪里？我看不见祢、摸不到祢；祢为什么远离我呢？”想到挪亚虽在方舟里，还有一扇通天的窗口(创8:6)，而我现在所处的方舟却无通天窗口；想到盖恩夫人曾在狱中过着灵性枯干的痛苦生活，而我如今劳动、学习甚至生活都得集体行动，安排不出整段的灵修时间；虽然主并未离开我，自己却没有感觉主的同在，因而过着“劳苦担重担”(参太11:28)的日子，正如一首诗歌所唱：

　　压得太紧，无处栖身；
压得太紧，力不能胜。[注16]

　　这种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主的同在，比谁都可怜。

　　我们宿舍离工地有七、八里路，每天都要赶早摸黑，步行前往工地，天一亮就开始劳动。一天清晨，我头戴草帽、肩扛锄头，和本小组人员一起上路。半路上，我心里涌出一首诗歌：

　　像马利亚黎明即起，亲至墓旁献礼；
主已复活，主墓已空，领我到加略山。

　　[副歌]
使我莫忘客西马尼，使我莫忘主之痛苦，
使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加略山。
我真甘心，我真情愿，背十字架跟从主；
我愿与主同尝苦杯，领我到加略山。[注17]

　　我唱出声来，自己的耳朵都听见了。我因此害怕起来：如果别人听见我唱赞美诗，今天晚上我又要挨斗了。但主真是怜悯我，一直感动我唱这首诗。于是我就放慢脚步，走在队伍后头，继续唱啊、唱啊，流着眼泪唱，怀着奉献的心情唱，圣灵也在我灵里唱。

　　忽然间，十分清楚地从我心里涌出一句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了”(路24:5-6)。霎时间，复活的主向我显现，我的灵立即得到释放，一切的痛苦、绝望都像乌云在阳光下消散，主复活的大能再一次在我灵里运行，开了我的心眼，让我充满盼望。

　　(八)首次探亲

　　按照规定，刑满后每年都有一次探亲假[注18]。然而，头两年的月薪仅9元2角，后来虽逐渐增加到15元，仍然不够探亲的费用。主既没有预备，我就只好顺服，并一直求主成就。

　　感谢慈爱的父，他倾听了孩子的祈求。时候一到，他就采取极其奇妙的办法，为我预备了充足的旅费，农场领导也批准我请探亲假，我就在刑满后第八年，即掩捕后第十五年的1973年秋天，出来探亲。

　　就像一只过惯了笼子里机械生活的笨鸟，一旦放飞到海阔天空的陌生世界，我的心旁徨不已。同时，心怀无限感激之情：主给我的恩典实在太大了。

　　旅行的头一个夜晚，我宿在华阳旅社。午夜时分，旅社服务员陪同公安人员前来查询。我像惊弓之鸟，手足无措，心想：“是不是农场里给公安部门打电话追我回去？......”我的信心软弱到了极点，只有仰望主说：“主啊！祢既然放出祢的羊，求祢在前面引导。”当我专心依靠主时，内心平静下来。公安人员看过我的证件，二话不说就走了。翌日，由水路到达九江，改乘火车经南昌回福建，第四日辗转来到闽清县境内的谷口车站。

　　下车后环顾四周，迎面来了一位青年。他仔细打量我，问道：“你是从安徽省逃难回来的姑姑吗？”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回家了，自然不认得这位侄儿，令人感慨万千！他的这句话让我留意到自己的行装：一身旧式衣裳；四件旧布包裹成双地捆在一根绳子两端，驮在肩上，胸前和背后分别挂着两件。这付模样，显然不像是享受探亲假的职工，难怪被看成逃难者。

　　改乘汽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看到人丁兴旺：弟弟已有五个儿女，最小的儿子上了大学。然而，家里整整十五年没有一本圣经，大人的心田荒凉至极，孩子们根本不认识神，亲戚朋友同样远离神。这种情形令我十分忧愁。虽然在此期间尽力传福音，总感到灵界受到强烈拦阻。作为园丁的我，看到自己的葡萄园如此荒凉，我切切恳求主败坏空中掌权者的恶势力。“耶和华啊，求祢在这些年间复兴祢的作为！”(哈3:2)

　　在故乡住了将近一个月，取道上海回农场。由于担心连累上海的弟兄姊妹，便决定找旅馆住宿。立新农场原属安徽省公安厅，1970年该厅被军事管制后，改属南京部队建设兵团，因此我的探亲证明书上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安徽建设兵团五营二连”的红彤彤大印。上海的旅社介绍处按我的军人身份，安排我住上“红旗招待所”。这一招待所的住宿条件不错，但旅客不是解放军便是出差的干部。我吓得不得了，白天不敢呆在旅社，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去睡觉。

　　一天，同旅社的人问我：“老同志，你在什么单位工作？”

　　我说：“我在农村种田。”

　　她说：“你真谦虚！我看你不是医生就是教授。”

　　我难以辩白，只是默默祷告：“主啊！求祢用祢的手影遮蔽我”(参赛51:16)。

　　因为信心小、顾虑多，我也不敢去看望弟兄姊妹。一天，我正在愚园路延安西路口的电车站等车，忽然背后传来一声“郑姑！”

　　我仔细一看，才认出是邱少林医生之子邱道辉弟兄。这时，邱姑姑也走过来，高兴地与我握手说：“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今天早上我们还在为你祷告呢！”她十分亲切地接着说：“真是神奇妙的安排，叫我在这里和你碰头，不然我也不晓得你来到上海。”

　　我深受感动：在这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神不但让我巧遇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使我得知许多肢体不断为我祷告，就像彼得被囚时教会为他切切祷告一样(参徒12:5)！于是，邱姑姑引我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弟兄姊妹，大家彼此勉励，得了安慰。

　　在这乌云密布的日子里，礼拜堂关闭了；圣经被没收甚至烧毁了；传道人抓的抓、关的关、杀的杀、劳改的劳改；羊群流离失所，如同没有牧人一样。主借此探亲机会把我带出来，看看他自己的教会，正如先知所说：“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赛49:19-22)。

　　主让我看见，虽然我自己由于不忠心而受亏损，圣灵却大做善工，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参太3:9)，以至基督徒的人数成倍增多，见证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必亲自喂养群羊。

注10：
　　指鬼怪。

注四：
　　“文化大革命”即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四人邦”倒台后，全国上下称之为“十年浩劫”。由文革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无法统计(有报载，估计为二千万左右)。当时持守信仰的基督徒(包括“三自教会”部分牧师)均被划为“反动分子”，或大会批斗、或游街批斗、或坐监、或劳改，死的、残的不计其数。 红卫兵是在社会上(劳改场外)批斗“坏人”的“革命小闯将”。他们是文革初期被利用来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青年，以中学生为主。文革中期(1969年开始)他们被赶往农村、边疆，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牧)的再教育”。这场浩劫毁了整整一代人，严重伤害了两、三代人。

注五：
　　“坐飞机”指被押上台让人批斗。批斗时，左右两个人(干部或犯人)各抓住被批斗者的一只手，用力将手往后向上抬，同时把被斗者的头压下去，状似喷气式飞机，惨无人道。

注11：
　　毛泽东名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注12：
　　参<罗马书>11:18：“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

注13：
　　中国人多耕地少。为了扩大耕种面积，把部份湖泊及海滩变成耕地，周围修筑土埂或堤坝，称为“围湖(海)造田”。

注六：
　　郑姐在21年的流放改造期间(1958~1979)，至少有七次迁移，在七个不同的劳改营劳动过。这就特别艰苦，因为每个劳改营的劳动性质，或多或少不相同(然这都有主的美意)。主安排郑姐经过各种磨炼，为要炼净她天然生命中的渣滓，使她像主耶稣(参玛3:3;罗8:28-29)。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上海市所属、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劳改营有21个。每个劳改营的人数在2~5万不等。某弟兄曾在一个靠海、以伐竹伐木为主的山区劳改营劳动过几年；后迁场到内地，在另一个以水稻、茶叶为主的劳改营(丘陵地带)继续改造，劳动性质大不相同。在迁场过程中，由于大量行李全部集中，由少数人负责运送，结果不少行李遗失、损失或错领，苦不堪言，从此可见一斑。 但为主受苦，苦中有甜；像<没药山>中胡振庆弟兄所说，“主给我一两黄连，却给我十斤白糖”(参徒9:16,14:22)。

注14：
　　指劳改农场总场场部。

注15：
　　盖恩夫人(1648-1717)是三百年前的圣徒。三百年来，神的灵借着她的见证和著作，帮助了无数弟兄姊妹。<馨香的没药>是她的略传。她一生中曾有两次(每次长达七年)经历灵性枯干、黑暗──头一次“七年野兽般的经历”(见第十二章)，第二次“七年无力往里面去”(见第十五章)。

注16：
　　参<圣徒诗歌>第369首。

注17：
　　参<圣徒诗歌>第384首第三节。

注18：
　　每次两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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