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趁百日
重返上海
长期奔波后,重返阔别六载的上海,就像“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创25:29),感到灵里乾旱贫乏,既无粮又无草,迫切需要吃一点饼,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创18:5)。承蒙贾玉铭老牧师准许我到上海灵修学院旁听他的课,我便每天上午到该院听一节课。
一年后,看到该院内部引起争议,一些人主张参加“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革新”后来改成“爱国”),另一些人表示反对。贾老牧师左右为难,我也不再前去听课了。此时,我在福州伯大尼庐常讲的“站住就是见证”(参弗6:13-14)这句话,又常涌现心头。
1956年,我因不慎由住房的楼梯下滑,跌伤了脊椎尾骨,以至不能走动。承蒙房东牛太太的关爱,接我到她家居住。牛家是座花园式洋房,我住东房楼上的一间,东面是门,其余方向各有两个窗口,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环境清静。我在这个美好环境中闭门灵修,整整一年,饱尝主恩的甜蜜;不仅治好了肉体的伤痛,而且深深体会是主带我进入内室,是主的爱吸引我,好让我快跑跟从他。
感谢“奇妙的策士”(赛9:6)的奇妙安排!我住进牛家不久,楼下新来了一户房客,原来是在以前在“学联会”所认识的包雅各弟兄和他的新娘〔包弟兄是当时芝江大学团契负责人,毕业后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西安工作,不久便为信仰缘故而受迫害----不仅被开除职务,而且毕业文凭也被收回,既失业又无学籍,因此生计无着,只好辗转上海,打短工做粗活。虽然如此受苦,对主仍忠心不二。他们租用此处做新房,不久为了工作方便而迁往别处。过后,包弟兄被解送青海,接受劳动教养[注三],在教养期间为主殉道。
之后,另一位前芝江大学团契负责人和一位前沪江大学团契负责弟兄及其新娘,也相继住在牛家。主安排我们住在一起,可以彼此照顾,灵里也不孤单。常有一些已毕业的或未毕业的青年学生来访,礼拜天总有不少人在我这里吃饭。我每月定量供应粮食21市斤和区区几两食油,显然难糊众口,却总是绰绰有余,切实经历了“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王上17:14)。
1957年,随着社会上开展“反右派运动”以及基督教团体内继续开展“三自”运动,不仅各大学团契的处境日益困难,就是中学里的基督徒学生也常遇到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的各种难处。基督徒学生中固然有随波逐流的,但也有不少“靠主站立得稳”(帖前3:8)的事例----他们虽然“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诗19:3),却在“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诗19:1);他们靠主站住,为真理作了美好的见证。
......并且我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提前1:14)
注三:
“劳动教养”(劳教或教养)与“劳动改造”(劳改):1949年至1958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判刑的人,除了下监的以外,全部都送到条件恶劣、戒备森严、任务艰苦的偏远地方去劳动改造,作为一种惩罚措施。九年后,即1958年,政府又公布了“劳动教养”条例。劳改属刑事处分,劳教属最高行政处分。二者虽然在法律上处分不同,但强迫劳动改造则无异,同属劳改局领导。早期劳教无期限,直到宣布被“改造好”了才解除。解除教养并不等于摘“反革命”帽子。若要探亲,必须经过当局批准,且每年仅有两周探亲假(文革时期例外,一般不准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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