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恩典

第三章 当趁百日

　　在成都

　　在号称火炉的重庆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天之后，主的灵感动我前往成都。九月间的一个中午，我乘飞机抵达蓉城(即成都)。这一蜀国古都现在是四川省会，有许多名胜古迹。当时，它的四周已经解放。我单身来到这个从未到过的陆上孤岛，只有步步仰望神的带领。

　　下飞机后，到机场餐厅买了一碗面条，谢饭后抬起头来正要吃面时，听到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女士轻声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的。”“哪个教会？”“基督徒学联会。”她高兴地说：“我丈夫也是学联会的，名叫丁保罗。”我说：“是河南医学院的丁保罗吗？我认识他。”“对！有人来接你没有？”她关切地问。我说：“没有。”她说：“等保罗来了，一起把你接走。”

　　机场的客车把我们送到市区的航空公司门前。刚一停车，就见到1948年在苏州圣光中学夏令会期间认识的韩戈登牧师。当时他是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他热情地接我到四川大学。

　　天府之国的物产虽然丰富，属灵情况却十分贫穷，各大学里的福音不如京沪等地兴旺。韩牧师见此情景，便在1949年9月底，借灌县附近的空幼学校举行一次秋令会。蒙主施恩带领，我们乘坐大卡车，由成都顺利到达该校。没想到空幼学校的教职员工中也有一些爱主的肢体。感谢主，在各个角落里都为他自己的名留下“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借着这些弟兄姊妹的同心事奉，使聚会更加顺利进行。

　　然而，一百多个与会者不仅程度上参差不齐，而且各怀己意：主内弟兄姊妹希望在这次聚会中使生命更加丰盛；不信的同学则想游览青城；有个同学甚至携带一只猴子前来聚会......，这就给讲道的人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只有恳切仰望主赐下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使罪人悔改、信徒复兴。

　　聚会安排韩牧师主领上午讲道，我负责下午讲道，晚上由刘本耀牧师主持。感谢神！借着这次聚会，使不少肢体蒙恩，他(她)们日后虽然经过水火，却不至动摇。

　　秋令会后，承蒙何运华姊妹接待我住在她家中。当时成都与外界隔绝，无法和全国各地通讯。几天后，我带来的钱用光了，付不出饭费。怎么办？一个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我在花园里漫步。举目观看，见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19:1-2)。我向神祈求说：“成都的月亮就是上海、福州的月亮，上海、福州的神也是成都的神。神啊！祢是我的神，求祢为我预备。”祷告后便安心上楼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便有人叩门，来访的客人是山西会馆的一位老姊妹。她一进我房门，就交给我一只金戒指，说：“这是神在几年前为你预备的。”原来这只戒指在几年前丢失后，再也找不到了。昨天晚上，老姊妹打开箱子拿件衣服，忽然听到金属落地的叮当声，戒指重新出现，她便跪下感恩；祷告时，看见一位白白胖胖的姊妹站在她跟前，心中有声音说：“这戒指是为她预备的。”老姊妹说：“主啊！白白胖胖的郑惠端姊妹穿着那么好，还是从香港坐飞机来的，她不像有需要。”当她再往下祷告时，又见到同样的形像，听到同样的心声。老姊妹便说：“主啊！明天一早我就替她送去。”她这样真心乐意地奉献后，心中充满了喜乐，一夜平安酣睡。

　　听完老姊妹的见证，我满心感谢使无变有、永不失信的父神！他的应许是：“我必看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参耶24:5)。有主看顾，我们必不缺乏。

　　翌年，我们利用暑假的机会，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短期圣经学校，二十多位学员都是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团契的负责人。课程除新旧约圣经外，还包括宣道学、崇拜法、怎样教主日学、教会历史等等科目。我担任圣经和教会历史课，后者介绍历代圣徒的经历，有助于学员个人和学生团契面对日后所遭遇的逼迫。

　　此后，蒙恩的同学们回到各自的学校里，向同学作见证，并请教会的工人来学校传福音。每所学校每周至少举行一次祷告会。圣灵的同工使得各大学里的福音事工日见兴旺。1950年冬，我们利用寒假，借当地卫理公会，举办成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冬令退修会，目的是进一步造就他们。

　　筹备会上安排我查经，我就为此开始准备。祷告来祷告去，准备来准备去，主只给我一次讲述<使徒行传>的信息。会期越来越近，神再也没有给我话语。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传道人最苦的是无道可传！灵里总觉得像拧紧了的水龙头，除了一篇道理之外就滴水不漏。我恳切向主呼求：“神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犯了什么罪(参赛59:2)，以至祢离开我、不用我？今天我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群羊的需要求。求祢怜悯祢的仆人！这是祢的工作，求祢自己负责。”

　　聚会的第一天，首先由但功涛姊妹教唱我们自己油印的<基督徒学生诗歌>第130首“父意成全”──

　　在那寂静深黑的夜间，
　　主耶稣钉十架以前，
　　他跪在客西马尼园内祈祷，
　　愿父美意成全。
　　......
　　不论前程苦痛或甘甜，
　　总愿意祢替我拣选。
　　不随自己喜欢或讨厌，
　　总说‘愿父美意成全’。
　　......

　　大家唱了又唱，有的人边唱边流泪，有的人边唱边祷告。

　　接着，由我查<使徒行传>，主的同在使得讲道满有能力和权柄。感谢主！这一天的聚会蒙主圣手保守、带领、施恩、祝福。明天讲什么好呢？我心中暗暗叫苦。

　　第二天清早，得到政府通知：“停止聚会。”我们遵照执行。无所不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管理今天和明天。我这无知的小驴驹，因不知晓主人意图而背负重担，实在是徒劳的。

　　冬令会虽然被迫停止，圣灵却继续工作；而且压力越大，弟兄姊妹爱主的心越坚。在此之前，除了每个主日下午轮流在各院校举行联合礼拜外，各校团契之间的来往较少，大都是各自为政。此次停止聚会，变成一个转折点，促使各校团契在主里拧成一团，定名为“成都基督徒学生聚会”，并借南门外浆洗街桓侯巷的中华传道会为聚会场所。当时我住在该处，工作很方便，每周都有多次聚会：主日清晨擘饼聚会后，同学们各赴各自的教会参加礼拜、歌咏团或教主日学；主日下午举行联合礼拜；晚上有交通聚会或传福音聚会；星期四晚上有查经祷告会。这些聚会促进弟兄姊妹“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赛37:31)，得救的人数不断增添。

　　聚会场所很快地成了基督徒学生之家，大家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正如<约翰一书>所教导的：“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3:18)；同时，享受家的乐趣，正如诗人写道：“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诗133:1-3)。

　　在福州、成都两地，我都特别注重在主内彼此相爱的真理。主让我看到，不在乎讲得多、讲得好，乃在乎行不行得出来。正如<哥林多前书>13:1所讲：“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主光照我，让我省察自己，像不像一个能说不能做的法利赛人：“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太23:4)。主问我说：“你叫别人彼此相爱，你自己做得到吗？你称人为弟兄姊妹，是从心里真正把他们当成弟兄姊妹吗？你岂不是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因为他是男性，你就称他‘弟兄’；因为她是女性，你就叫她‘姊妹’；这和你称呼‘先生’、‘女士’有什么两样呢？”

　　我在主面前悔改，求主饶恕，并且竭力学习在爱心上事奉的功课。在成都，主给我各种学习的机会：有的弟兄拿着破衣服、臭袜子对我说：“郑姐，给我补一下”；又有弟兄说：“郑姐，给我五毛钱，我需要买一顶明天(政府组织的)游行时防晒用的草帽”；一位姊妹说：“郑姐，给我一元钱买草纸”......这些我都能做到。只是一位弟兄提着脚露出鞋底的破洞说：“郑姐，你看，我脚踏实地了。”补鞋我可做不到！我便带他去买了一双皮鞋。看见一位弟兄穿着打满补钉的外衣，我就替他做了一套衣服。一位父母双亡的姊妹要结婚了，主对我说：“如果你自己的姊妹要结婚，你怎么办呢？”我就拿出从福州带来的碎金片给她打金戒指，并为她预备了绣花的新娘旗袍。一位家境贫寒的主仆的女儿大学毕业，被统一分配到某大城市的一所医学院教书，我为她从身上所穿到床上所用都加以更新。又有一位姊妹要去兰州读圣经学校，我也为她预备了单衣、夹衣、棉衣以及被单等等。

　　我还做了许多类似的事，自以为在爱心的功课上学得差不多了，主却让我明白，“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13:3)。当我被放在十字架爱的天平上时，就显出自己的亏欠。主啊！求祢怜悯，赐我爱心！

　　成都的弟兄姊妹在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中，也有许多动人的事迹。他们把在团契中比较有爱心、能关心肢体的人叫做“大哥”、“大姐”。每当开学时，大哥、大姐们就到各院校为经济困难的肢体交学费。经费中的一部份来自各肢体经常性的奉献，一部份是在一位传教士家中包工得来的：每星期六，肢体不分贫富，都到教士家中打工，能洗就洗、能缝就缝、能写就写、能画就画，真是各尽所能。所得款项由大哥、大姐保管；肢体如有需要，便开条写上自己的姓名和所需数量，到大哥、大姐处领取。

　　一段日子以后，肢体们更能彼此相爱，大哥、大姐随之失去作用，有需要、有困难的肢体，便不客气地直接向富裕的肢体开口了，体现出灵胞之情胜过骨肉之情[注一]。每礼拜天大家都团聚在聚会场所，弟兄们扫地、姊妹们烧饭，同心敬拜、同享爱筵，灵里相通，过着家的生活，其乐融融。

　　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激怒了空中的掌权者，难处接踵而来。

　　1952年春末的一个下午，在全市中华基督教会、卫理公会、圣公会、浸信会、圣洁会、循道会、内地会、安息日会等全体教牧人员大会上，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受众教会工作人员疯狂围攻的一场风暴──批判、控诉我[注二]。与会者突然向我开火，无中生有地说我是“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在大西南布置特务网。”他们竭尽谩骂之能事，诬蔑我是“披着羊皮毒害青年的狼”......。

　　卫理公会的李连克博士的发言，更是满怀仇恨，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由于该博士激动万分，以至于发言尚未结束，便当场休克过去。于是全体与会者对我咆哮起来：“你若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怎能激起李博士愤恨到如此地步！”

　　面对群魔狂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诗131:2)。我的心紧紧靠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121:1-2)。

　　李博士的妻子闻讯赶到会场，制造声势。她叫喊说：“李连克啊李连克！原来你是这样没有出息！被斗的人那样若无其事，你自己反而休克了！”又用手指着我，大声喊道：“看！看！那被斗的人......。”被请来抢救的莆路加医师见群情激动，而李博士坚持斗争、不下火线，便喊叫说：“这种场合对病人不利，应该让他安静休息。”于是一声令下，全班人马立即下楼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批斗我。

　　我虽成为众矢之的，但靠着加给我力量和智慧的主，在整整三个小时的被斗过程中，没讲过一句错话，他们始终抓不到我什么“小辫子”(把柄)。离开会场时，我满心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徒5:41)。

　　在回家的路上，我竟毫无意识地(相信这是主的引导)买票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上饶集中营>。看到烈士们不怕苦、不怕死，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大无畏精神，我像是赴了一场大奋兴会。我热泪盈眶，惭愧地对主说：“主啊！我对祢不忠不良，甚至不如世人。今后我要为祢活、为祢死”(罗14:8)。为了避免回家烧晚饭的麻烦，我看完电影，顺便到小食店吃了一大碗面条。

　　回到家门口，遇见何运华大姐。我对她说：“何姐，我今天下午被斗了三个钟头。”她不以为然地说：“被斗了三个钟头哪里还会这样笑嘻嘻的？”房东杜太太打听了消息，第二天对我说：“大家异口同声议论你，说郑惠端真厉害，在那种场合面不改色。这家伙真是修养到家了。”

　　感谢主！愿主得荣耀而撒但蒙羞。

　　斗争的烈火继续燃烧。一位中华基督教会负责人跳井自杀未遂；另一位老牧师自尽在礼拜堂的讲台上......。人们议论说：“两个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一个年青女子呢！”我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不学无术、既无胆量又无经验的年青女子，是一只脆弱的瓦器。然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4:7)；我“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诗150:2)。

　　1952年，全市基督徒在署华街礼拜堂开大会，庆祝成渝铁路通车。会议行将结束时，两位女青年会干事突然向我扑来，连拖带推地把我拉到台上，与全市基督徒见面。我还没有站稳，她们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宣称：“这是一个大坏蛋！今天要你们认识她的嘴脸，以后再也不要受她的迷惑和欺骗！”我刚一站稳，神的话就临到我：“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8:31-35)主的同在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我观看台下的光景：有的低头祷告，有的默然不语，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向我作怪相。

　　散会了，她们赶我下台。我一下台，就被一群爱主的信徒包围，心中得到无限的安慰。这两位女青年会干事马上赶过来，再次警告他们说：“你们都是善良的信徒，不要被她欺骗迷惑了。”我想起“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赛5:20)的话来，可怜这些被撒但弄瞎了眼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

　　接踵而来的是聚会场所被房东收回，我们只好在华西大学附近的小天竺街租用一家茶馆楼上的一间小厅作为聚会场所。楼梯又窄又陡，上楼时步伐稍微重一点，整个楼厅就会震动；周围的闲杂人也多，聚会常受搅扰。

　　耶和华激动人心，使我们决意购买聚会的场所。这群穷学生无不甘心奉献：有的献上被单，有的献上衣料，一位弟兄献上自己也需要使用的小洋刀，有的像寡妇那样(可12:42-44)献上养生的几毛钱......。虽然只拼凑了八、九百元，但神纳悦我们的忠心，伸出施恩的手，让我们切身体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14:14)的美好应许，顺利地买到了上南大街33号楼房。这是一座前后各有二层楼、中间有个大天井组成的砖墙瓦房；我们把第一层的房间全部打通，作为聚会的场所，楼上的房间作为接待室。神赐给我们敬拜他的场地，又降下属灵的吗哪，不但供应基督徒大学生，也吸引各公会、各机关的信徒前来一同敬拜、同沐主恩。

　　聚会人数日益增加，难免引起注意。不久，当局便以“禁止非法活动”为由，勒令我们停止聚会。弟兄姊妹们流着眼泪，跪在神面前恳切呼求。几个月后，又准许我们礼拜。大家犹如久旱得甘霖，珍惜聚会的良机。很快又被勒令停止聚会。如此反复数次后，我们的聚会终于被迫停止。

　　弟兄姊妹们想起古信徒在地下挖洞，在洞里过属灵生活的感人事迹，异口同声地说：“不能停止聚会，这是圣经的教训”(来10:25)。于是，公园、茶馆、家庭、名胜古迹，都成了我们聚会的场所，正如主耶稣教导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4:21-23)。在我们化整为零的聚会中，主都与我们同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18:20)。有主同在，我们必不至缺乏，必不至跌倒，必不至迷路。

　　1953年是全国第一次普(遍)选(举)年，可是我拿不到选民证，原因不得而知。有趣的是，普选后不久，补发给我选民证，似乎表明我这个公民资格并没有被取消。我甚至在全国出了大名，原来成都基督教主办、马景泉主编了一份畅销全国的<新希望>期刊，当时正大肆声讨属灵派；在我被斗不久，该刊便公开点我的名，并冠以“成都市属灵派头子”的称号，长篇报导批斗我的经过，揭发我的“罪行”。各地关心我的肢体闻讯后，都为我恳切代祷。原上海复旦大学团契中的陈尊显、马祥云夫妇得知我的下落与被斗情况后，立刻来信愿意接待我，让我迁到武汉落户。

　　感谢主！云柱上升，约柜前行，引导我寻找可安歇之地。

注二：
　　大陆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控诉大会”；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期，则称为“批斗大会”。例如：“土改运动”中，控诉地主、富农的剥削罪行；宗教界“肃反运动”(1955-1957)中，则控诉天主教、基督教内的某些负责人。这种集会甚为恐怖、凶狠，其程序是： 先由上级领导筹划，指定控诉对象，安排大会发言人(宗教界“肃反”中多半由变节的青年信徒担任)；控诉书经审阅批准；同时大力召集群众参加大会，届时把批斗对象由指定的积极分子押上台来；发言者依次控诉，有专人带领高呼口号“打倒某某某！”群众必须鼓掌，跟着呼口号，以示站稳人民立场。大会结束时，被控诉和被批斗者中，有的作为警告，暂缓处理；有的当场逮捕，等候宣判；还有的被认为罪行情节严重，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