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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的见证
（一）15岁时作了亚古珥的祷告
《箴言》中亚古珥的祷告（箴30:8-9），效法的人不少。感谢神！父亲在青少年时，也在神面前作了这样的祷告：“主啊！求祢使我一生既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祢，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亵渎我神的名。”他一生没忘记少年时诚心所作的这一祷告。那时，他对救恩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相信，这样的祷告是神喜悦的，是神一定要答应的。晚年时他说，“感谢神，祂听了我15岁时的祷告。我一生没有富过，也没有穷过。有时稍上，但不算富；有时稍下，但不算穷”（与他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班毕业的同学们，后来都很富有，因为当时西医很少。）
（二）经济上拮据——妻儿回家乡新昌
1936年到上海，没有住房，全家七口暂时挤在一位弟兄的亭子间里；另一小间，在聚会所的楼上，作眼科诊所。父亲靠信心开诊所，从不登报作广告。除了弟兄姊妹之外，少有人知，故门诊病人太少。在长沙三年生活比较宽裕，有一点积蓄。母亲在新昌买了几亩田，给大舅耕种，收成分一些给外婆作为生活费。第二年日本入侵，父亲回顾从长沙到上海，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联想起倪弟兄的最后电报说：“讨饭也要来”，事实上也都来了。尽管居住和收入跟长沙相比是那么悬殊，但我母亲一点也不留恋长沙，即或真的要讨饭，她也不会有怨言，因为她很清楚：“有一个声音叫你们到上海去，是恩典呢！”面临经济忽降的情形，父母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感谢赐信心的主！感谢为父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来12:2）！
再联想到盖恩夫人的经历：对一个全心爱主、与主同行的人，“一步一步随从神在环境中的引导，就是最大、最清楚的亮光。”再回长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环境中，让妻儿六口暂回老家浙江新昌的路是开着的。行在平安（生命）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了。这次，尽心操练亲近神的父亲很快根据环境和里面的平安作出了决定：“你们都到新昌去，等神为我预备了住处和门诊所，再接你们回到上海来。我会常去新昌看你们的。”
在新昌老家，我们有长租的房子：楼下有三间，还有楼上；前面是十多家邻舍合用的大庭院，南面有大园子。厨房在大庭院西头，有走廊与住房相通。家乡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八十年代后成为旅游景点）。这样一住就是五年。1941年，全家又回上海团聚。
在跟随主、遵行神旨意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情况、不同类型的遵行神旨：1）里面（心底深处）求清楚，外面（环境上）求印证；2）心里有平安，环境有许可。后者尽管是生活中的主流，但里面的“平安”不是世人的平安，而是祂所赐的平安，是常（住）在基督里之人的平安。这又告诉我们：常在葡萄树上，是学习和遵行神旨的关键。前辈人多有提出遵行神旨之谈，但须知：若不住在祂里，离了祂，我们不能遵行神旨。
五十年代初，一次礼拜六晚上的交通聚会，请了厦门来的一位老弟兄与上海弟兄交通。那晚父亲坐第一排，晚上回家很高兴地说：“今天的交通实在好，实在阿们！”那位弟兄交通的题目，就是“行在平安里”，引用的圣经节是《路加福音》七章最末一句：“go in peace”，他把这句译成“行在平安里”。当年，讲台上也有别人讲“遵行神旨意”；父亲说，独有他讲得最简单——体贴圣灵、行在平安里。当时，妻儿回新昌就是随环境行在平安里的决定。
“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10:23）。
（三）家庭经济每况愈下——是否全家再回新昌呢？
四十年代初，珍珠港事件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占领上海前租界的时候（我家住在前法租界），老百姓生活都越来越困难，来我家诊所看眼病的人也越来越少。门诊收入有时一个月仅十几元，甚至更少。日本占领军供应的是碎米，稗子很多，再加上“米蠹虫”（指不法粮商）掺入了石粉，还要凭户口证排队购买，拥挤不堪，常有挤死老人和小孩的消息。农民冒险进城来的大米要贵很多倍（不少农民把米放在掏空的背心里混过日军封锁线，到上海市区卖）。因为日军严格禁止；有的农民被日军狼狗咬，甚至被开枪打死。
再这样下去，一家七口怎么生活呀？是否全家再回新昌呢？父亲正思考着。他来上海是神的旨意，他离上海也一定要清楚是神的旨意。就在寻求神旨的那个月，门诊收入倒有43元。他想，如果每月都有43元，全家生活就可以平平而过了。
接着，他就祷告神，求神给他印证，是留还是走？他的祷告是：如果一连三个月，门诊收入都是43元，那么证明是留上海，否则（少），就回新昌。祷告后的第一个月，正好43元。第二个月是42元；他以为错数了1元，再数还是42元。第三个月是44元。三个月平均每月43元。这时，他完全明白了：1）是神的旨意要他留在上海继续担任长老的服事；2）门诊收入每月会有一点上下，但是可以放心，因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29:10）。
病人来家门诊少，弟兄姊妹来家交通就多了。否则，不敢打扰。经济上收入少，但借着交通，双方认识神就多了，属灵的至宝多了（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腓3:8））。他们交通的内容无可奉告，因为在场的人都在乐园了。只记得有五位教会里年长的姊妹，最常一起来。
有一份交通：那时我高中了。有一弟兄来问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他说：“我最近坐过监了。坐监期间，我内人不知我哪天出来，就有了外遇。现在我出来了，按圣经，我们是否可以重圆？”
我父亲说：“好，请你过三天再来，因为我要为这事祷告三天。”三天后，父亲对弟兄说：“我祷告过了，里面很清楚，你俩放心重圆好了。”弟兄放心回家了。这故事的情节虽很简单，但告诉我们全家：离了祂，我们不能回答；告诉我们，祂是答案；在祂以外，算不得答案。
(四）奇妙的事——意外的收入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还有一件奇妙的事：当时上海一家最大的纱厂（公私合营后改为申新九厂）董事长李升伯是一位敬虔的弟兄，平时除了在聚会处见面之外，极少来我家。有一次他突然来了。他说：“我们厂里有许多工人红眼睛，传染又很快。可否请您帮忙，让他们来您诊所看病？只记帐，不收费；每到月底，我叫会计科派人来算帐好了。”感谢主！祂奇妙主宰的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带领。虽然有时候生活苦一些（中间有一年多，天天吃玉米粉糊），但从未挨过饿，且我们几兄弟和姐姐都能按时付清昂贵的学费。
亲近神，神必亲近他、照顾他，他必不缺乏。
（五）上海逃难风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略军放出谣言要炸上海的自来水厂、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引起上海四百万人的不安。有弟兄问父亲：“逃难否？”他说：“我来上海有神引导，离开上海还没有神引导。因此，即使炸，死在上海也心安心甘。主如果引导你们，你们走，我们家不走。”上海逃难风刮起，火车里的人挤得像罐头里的凤尾鱼；厕所关锁，里面也挤满了人。火车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火车顶上并没有添加安全栏杆，所以当火车穿过天桥时，很多人因来不及躲避，从车顶上摔下来。他们临死前的惨叫声、亲人的悲哭声，淹没在火车的喧嚣声中。俗话说，冷是冷在风里。车顶风大，不少人冻死在车顶上。结果，谁知侵占上海前租界的日军在十字路口布置的坦克和机枪倒没有扫射一发子弹，水、电、煤都没动，因逃难而送命的倒不少。许多逃难的人留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被偷窃的很多，损失不小。独有神确知时局的变迁，信靠祂的、行在祂旨意里的人没有受无谓的损失。
（六）回家乡去准备多年后的安葬费
不但时局的未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明天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1956年主要把父亲接去。时间是神造的，明天是神独自掌握的。小羊尽管不知道明天，但是有好牧人引导着。让我们全心学习“全然依靠掌握明天的神”吧。
父亲既然学习住在基督里（活在生命平安里），就不凭人的聪明智慧活着。五十年代初，他起意要去老家新昌三个月，似诚然又似贸然。其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3）。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的正常经历。但人们会笑他的决定没有经过大脑，因他并不知道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他也不考虑离开三个月，对教会讲台和病人门诊会有何影响，只像小孩，行在他生命的平安里。
伯父在新昌自己的“成春医院”（小地方、小医院）门口贴了告示：“上海医学博士眼科专家回乡应诊”。父亲到了老家，没料到，一传十，十传百，远近乡亲们有眼病的都来了。收下的诊费都换成银元；三个月所得的银元竟有200元！奇怪的是，这些钱又都放在舅舅家，父亲一分也不带回上海。人们会问：你这次回老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谁知五年后，他被葬在新昌祖坟（祖父俞和全）旁边，算一算，安葬费正好200元，不多也不少。当时还没有流行火葬。他没有墓碑。大哥七十年代末离开劳改农场后，曾建议立一墓碑，但母亲说，“不必了，等候复活；也不要求平反。”平时，神让他稍稍有余，供应缺乏同工；受难时，神知道弟兄姊妹都分散了，但“耶和华以勒”，神无微不至，考虑周全，奇妙地提前五年安排了这笔安葬之费（当时，一般人过世，工作单位发给抚恤金；因父亲被无辜划为“反革命”，他去世后，单位不给抚恤金）。原来，亚古弭不富不穷的祷告，也包括这笔基本安葬费。感谢我们这位早有预备的神！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至缺乏（诗23:1）。他从来没有缺乏过，直至他安葬。
（七）赤贫瞎子的见证
在新昌应诊的这三个月里，来了一个瞎子（先天性白内障），年纪只30来岁。由于眼瞎，他晴天摸螺蛳，雨天搓草绳，生活最贫苦，所以是赤贫。父亲为他做手术，母亲做护理，全部免费。让他住两个礼拜后，还送他一斗米，替他雇辆劳动板车送回家。重见光明的瞎子，一路上高喊：“成华先生是好人，成华先生是好人！”谁也不知道，名为奇妙的神，在这赤贫身上隐藏着的是什么秘密。
原来，在三十年代后期（全家在长沙），母亲省吃俭用，积钱寄回家乡新昌买田，一是为了大舅家（贫农）能租得到田（当时租地很难），二是为了瞻养外婆（当时亩产少，只有百来斤米）。前后共买了10余亩田，就让大舅家去种。母亲只让大舅种，不收佃租。五十年代初，土改运动来了，大舅评为贫农，因自己无田，是租田的。有租户必有田主，有贫农必有地主，而地契名是我父亲。眼看父亲就要评为“地主”了，尽管是只支不收，没有收过租，但田是他的呀（当时地主绝大部分不是被处死就是去劳动改造）。在农会开评议会的关键时刻，“耶和华以勒”——神早就预备好的那位赤贫“瞎子”就站起来说：“成华先生是好人，不许评他为地主！”这响亮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是从坐着为王的耶和华借赤贫的农民口里发出来的。贫农说了算，谁也不敢有二话。赞美神！五年前祂在赤贫瞎子身上埋下的秘密就此揭开了。
抗战时，父亲也医好过另一个30岁的瞎子，他家在新昌乡下的图画山（一个小山村），那里风景特别美。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人心惶惶，而图画山内是平安无事的。那里好比世外桃源，四围环山，树林茂密，村庄也小，日机不易发现，日军也不敢入内。他说，“有难请便”，即请父亲随时可以带全家住在他家，使全家放心。平时他常送我们用山芋粉精制的半透明、粉红色的窝头，算是他们乡下最好的礼物了。
晚辈们要歌唱，要赞美，要留心察看，神是如何关顾亲近祂的人。
（八）孩子们学费开支最大的一学期
1950年夏，两个儿子在读大学，两个在读中学，要同时支付四个孩子的学费了。父亲把抽屉里所有的钱拿出来数（没有银行存款），数来数去总是不够一点。没想到，第二天福音书房十分意外地送来了50元钱（约为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薪金），父亲就尽快地告诉我，“钱够了，够了！”
为什么要给他钱呢？又为什么要告诉我呢？因为这个暑假很特别：福音书房史无前例，邀请弟兄姊妹暑期来帮忙，像是福音书房急着要想出版新的《经文汇编》巨著。又很奇怪，上海那么大的教会（单是座位就有二千多），只有我一个人去报名暑期义务帮忙。两个月如飞而过，想不到竟给我父亲这笔（为我打工的）工酬钱。当时社会还没有什么“打工”之称，他们事先也没有讲要付钱，看我钢笔字写得还可以，就收下我。作为当时初中学生的我，还没有“帮忙会给钱”的概念，且谁也不知道父亲的钱会不够一点。但是神早知缺多少，神早预备，这又是一次“耶和华以勒”。
这样的见证，是你我软弱时的云彩，围绕着我们（参来12:1），使我们想起许多许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诗23:1）——麻雀——百合花——亚古珥祷告。
（九）完全放下自己，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
父亲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在母校讲课（用英语），接着在红十字医院做医生，规定每次合同期为三年。合同期到，就考虑前途。那次，有三个可能：一是杭州空军医院（正在招聘），工资高一倍多，待遇极好，工作轻省（空军人员眼病少）；二是留院，院长希望他留；三是开小诊所，有更时间服事教会。
他祷告了二个月，一直不清楚。他对神说：“我已恳切寻求祢的旨意很久，至今还不清楚；多次禁食祷告，也没有答应。明天是合同期的最后一天，必须作决定了。不是我不寻求祢的旨意，而是祢不告诉我！我小羊走错一步，责任在牧羊人，不在我。”
在这最后的时刻，神光照了他：“你心里本来就想要去空军医院，你心里是自己的旨意，哪有神的旨意呢？”他就在神前痛哭，认罪悔改（圣灵光照下的认罪才是真的；它是心思的改变，是生命的出来）。不早不迟，正在这时（把“己”放在同死的地位上），神差张光荣长老来见他，说话口气像长官发命令：“你要在教会附近开个小诊所，要有更多时间、更多心服事主啊！”他的深处很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这“命令”是从父神来的，他就顺服了。
一开诊所，收入实在太少了，父亲也不敢让我母亲知道。但他没有忘记在老家新昌墙上挂过的、自己写的毛笔大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他从来不作广告，因为他说，广告一出去，病人增多，神前安静就少，祷告事奉的心也少，何谈“必定事奉耶和华呢？”
（十）挂名股东——他不当
“解放”前夕，有弟兄（药厂总经理）考虑到我家“解放”后的生活难免困难，就另请一位长老来请我父亲当药厂的顾问，并入股兼作股东，可以缓解我家经济生活问题。父亲说，“我没钱（一千元一股），怎么入股呢？”他说：“钱不要你出，只要你当挂名股东就可以了。”父亲说，“挂名股东我不当”。当时，那弟兄有心帮助我家，而我父亲认为基督徒不宜作挂名的事，所以没有答应。（历史证明，传道人办工厂或其它事业以帮助同工解决生活问题，似乎不合神心意。上一世纪去印度的宣教士葛露（Groves）弟兄也曾经营橡胶园，同样失败了。
（十一）有点积蓄——全奉献
1948年前，同弄邻居商人杨世潮弟兄叫我父亲把门诊赚来的钱尽管放心交给他。数目少不要紧，让他做生意。生意好，利高时，就照算；生意倒时，趁早还本。杨弟兄爱主，爱弟兄，也会做生意，且尽量不让父亲吃亏。这样，很快就积了10两金子。但后来，1948年建堂大量的钱时，他就把这10两金子全部拿出来作建堂奉献了。原来，他不是贪钱，他只是行在平安里。积钱是为耶和华，耶和华可以随时取用，“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参代上29:1-5）。神为他预备，神也借他预备。
家中值钱的只有一副象牙做的特大号象棋，是他积下大学的奖学金买的，已珍藏了几十年，建堂时也拿出来奉献了。
从四十年代起，他几次对我们讲：“我不会有产业留给你们。看到你们清楚得救、大学毕业（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够安心了。神是你们的产业，你们是神的产业。”
（十二）稍有余——接济同工弟兄
这种接济同工的事，我们不知道，因他行在暗中（太6:4）；但到时候神自己要摊开，好让后代的人留心察看。1987年，烟台的刘建邦弟兄（一度是杭州教会的同工）给我来信说，“你每月寄我70元（这是当时国外弟兄的奉献，专为帮补国内受难和缺乏的老弟兄），很希奇，这数字跟你父亲早先寄我的数字相同。”我们父子未曾通过气。很奇妙，这才发现他暗中所作的。
（十三）母亲给乞丐——“发薪”
1941年前，在新昌期间，有个30多岁的乞丐，大家叫他“傻子讨饭”。他会洗个澡，穿上麻衣，替丧事家哭丧；因为有的家庭死了人，无人哭。给他一点钱，他会帮哭，而且哭得很“伤心”。给他3个铜板，他会在空地上表演做道场（道教迷信活动）。平时他挨家挨户讨饭；不给他，他就要骂街，很凶，孩子们看见很害怕。邻居背后抱怨我母亲：“都是成华师娘不好，我们这条街大家都不给多好，多太平！她一给，他就沿着我们这条街一户户挨着讨过去。多脏、多讨厌呀！”
母亲听到后，就在神面前思想：“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罗15:2）。又想：“有求你的，就给他”（太5:42）。既要给讨饭的，又要叫邻舍喜悦，能不能两全其美呢？母亲决定叫他每个月一号来我家。母亲给他一角钱（等于30个铜板），叫他不要再向邻居讨，他答应了。以后每个月一次给乞丐“发薪”，从不误时，邻居也不再抱怨了。
（十四）父亲去世后，母亲生活（经济）来源
我在三哥（崇义）身上见到一点。他28岁（1961年底）在四川石油井边因公牺牲，弟兄中最早被接回天家。1958年我们俩在北京分手前，他三次叫我一起（在宽街礼拜堂）祷告。三次祷告简成一句（三次都没有第二个祷告内容）：“主啊！无论如何让我作一个聪明童女。”他是那样迫切、那样渴慕、那样专一地祈求着。他受浸后已13年，一直没有离弃他向着主的童女般的、起初的爱心（启2:4）。
我虽同心地跟着祷告，没有求第二件事，但心里常闪念：“你是否还有什么具体要事要祷告？你开头，我就跟。”但所求的总跟先前一样，这例留给下一代默想。
母亲领三哥的抚恤金到底，共31年，是母亲生活费最稳定的一半；另一半耶和华以勒，是来自海外肢体。我想，父亲离世前，一定会想到“耶和华以勒”而安然见主的。
父亲在时，神借母亲在经济上怜悯穷人；父亲被主接去后，母亲在经济上不断蒙神怜悯、看顾。在晚年，她常回顾过去，每每满了感叹地对我念有关“祈求怜悯”的经文（她常作扶杖的姿势，模仿雅各，扶着杖头敬拜赐恩典、赐怜悯的神（创47:31） ：
1．“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19:17。她常想着：过去是神借我借给耶和华；如今是耶和华在借肢体偿还我）。
2．“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2:13。她的意思：我在审判台前之所以能夸胜，在于平时怜悯贫穷人，所以我要抓住机会）。
3．“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祂怜悯我们”（诗123:2。我们缺乏光，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可怜、多么需要神的怜悯啊！越知可怜，仰望越切）。
4．“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箴8:34。所等候的就是祂的怜悯。她还喜欢站在房门口，靠着门框，边念边演）。
父亲过世后没几年，眼看邻居们年老退休有“劳保”（即劳动保险：工人、职员在患病、年老、丧失工作能力或其它特殊情况下享受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母亲心想，“那我呢？”立刻从心口涌上一句话：“我是你的劳保，保你到老，保你到死。”她是那么喜乐地反复向大家传说，因为这句话天天在她身上应验着。
母亲过世前几天，一位到处报神音、传喜讯，又在生命生活上慕圣的人（罗10:15）来看望她。她竟从枕头底下拿出30元钱，交给他说：“这是救安徽水灾的钱。”大家奇怪，她早就卧床不管家务了，哪来的钱？
母亲被主接去已八年。神借她所记念（送寄钱和衣服）的一些贫穷人，神借晚辈还在继续纪念。其中因年老过世了几位，神又安排新的帮助贫穷人的机会。感谢怜悯穷人的神！
为了纪念上辈，为了传给下辈，我归结成八个字——“与神同在，乞求怜悯”——挂在墙上。巴不得我们晚辈不断与神同在，不可忘记记念穷人（加2:10）。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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