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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后的景象
父亲突然去世之后，没有可能向弟兄姊妹寄发“追思会通知”，也不敢通知；即或通知了，谁敢来呢？也没有“讣告”。
追思会在我家对面，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后改为假肢厂）。除了我们一家之外，有从家乡新昌赶来的大伯，有同弄堂的孙毓光弟兄，有与我妈来往最多的高周保贞姊妹等很少数人。联想到救主耶稣，神“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给我的想象是“群羊的榜样”要“先上祭坛”。恐怖坛前岂是赶热闹的地方？
形势空前恐怖。大家心照不宣：谁要同情反革命，谁就可能被抓判刑或劳改，谁在政治上就等于宣判死刑了；不但本人不再有前途（在人眼中），一家老少也别想堂堂正正作人了。那时（1956年1月底），教会的主要同工先被捕，当局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用手段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录下音来，在教堂内当众播放；更意外的是把教会中个别人的阴暗面加以渲染，不但播放出来，还组织集体去看“XXX反革命展览会”。在不少事情面前，许多人都泣不成声，一个个“倒”了下去。除了早已学习“住在主里面”、“把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的少数人，还有谁仍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谁仍因看见“主坐在宝座上”而不动摇呢？说说是容易，真刀真枪面前，许多人的心就销化了。
感谢主！常言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令人深思的是：殡仪馆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穿土布衣服的老姊妹，名叫董银珠。她还带了一只大母鸡，是给我哀恸的母亲补养的。神要感动谁，人是测不透的。后来得知她就是要来我们中间擘饼而被拒绝的一位公会（这里的“公会”不是工会，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指基督教范围内其他基督徒团体或派别）聚会里的姊妹。我想神这样的引导，没有别的，无非是无声有声地叫我们合而为一，又教导我们何为基督里的爱。
董老姊妹是护士（不是医院里的，而是自由职业——到病人家里，遵医嘱，替病人按时打针的），为主守童身。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之前，她住孤儿院附近，照顾生病的孤儿。日本人时期，她专门寄包裹给集中营里不认识的西国传教士。文革中（1968）她因从1960年前后起就专门寄包裹给劳改营里的弟兄（包括我大哥）而被判7年徒刑（实际上关了11年多）。她这样一关进监狱，除了随身一点日用品，世上一切的一切（包括住处、仅有的一点点家具、生活用品，全没有了。更谈不上个人前途、出路等等）都成了空白，真是一位“望断一切、唯有基督”的姊妹（来12:2，原文另译）。
我特地去她弄堂口看了张贴的莫须有的“罪行”——除了寄包裹，还有送手表、自行车给戴着“反革命”帽子、却还在暗中事奉主的宁波的弟兄。这样爱主的姊妹，过去基督徒聚会处怎么会把她拒之门外呢？是否因为她穿着土布衫、黑球鞋、说话不够利落呢？这使我想起《利未记》21章18节的塌鼻子（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不能作祭司。主啊！求祢怜悯我，因为祢是怜悯的神。怜悯在祢。亲近神的操练是多么重要！因为离了祂，我们实在不能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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