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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赛40：31）
五、家庭聚会遭遇干涉
文革开始后，中国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教会，焚烧了许多属灵书籍，所有的宗教事务停顿，“三自”的教牧工作者也受到冲击。教牧人员多数是被下放或是劳教。一九七九年，伴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宗教政策也有一系列的变动。首先是在七十年代末，中国恢复了一九五八年前的宗教政策，去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一九七九年六月，上海市“三自”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三自”组织重新恢复，一大批原属“三自”的教牧人员重新走上岗位。一九七九年九月二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这也是文革后第一个恢复礼拜的教会。
八十年代初，不论是政府，还是“三自”，对家庭教会还是接纳的。曾有“三自”的领导人说过：“不要把家庭教会看做是另类的，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接纳期，接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自”的很多领导，虽然在文革前把不参加“三自”的弟兄姐妹送入监狱，但在文革中，他们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也在逼迫中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期不仅是中国所谓“三自路线”真面目的自我暴露，更是神藉着“文革”的手，击打悖逆的儿女的时期。也因着这一段逼迫的时期，恢复权利后的“三自”才能在短时期内体谅不参加“三自”的弟兄姐妹，不把他们视为敌人。
然而，在中国的宗教问题上，有很多事是宗教界本身无法控制的。
一九八二年，中国颁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文革后第一份正式针对宗教事务的国家文件，人们称之为“十九号文件”。文件规定：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要在政府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之下，由宗教组织和宗教职业人员负责管理，对家庭教会原则上不允许，但不硬性制止。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一段较为宽松的时期内得到迅猛发展的。九十年代初，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已远远超过“三自”教会的人数。家庭教会信徒在对真理的追求上，更贴近于圣经，在对自身的信仰问题上，家庭教会的观点也明显地不讨政府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九一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六号文件”，文件中强调要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一切宗教活动场所都应依法登记，坚决制止自封传道人的传教活动，以及其它各种非法的传教活动。”家庭教会已经被冠以“非法”的罪名。
从一九九一年起，有一定数量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受到逼迫。
一九九四年二月，由国务院颁布的第一四五号法令《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亦再次重申：“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需进行登记。”
一九九四年五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国务院“一四五号法令”精神，制定出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详细列出了有关宗教活动场所的条件与申请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求家庭教会进行登记，而不要求家庭教会加入“两会”。这个办法中虽不再强调申请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必须要隶属于官方认可的爱国宗教组织，但在第二条的条件中，却提及必须“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各宗教规定的人员”一项，意义不明确，模棱两可。很多家庭教会因看这一条，担心一旦登记后，政府就会把“三自”的教牧人员派进来，并管理登记的家庭聚会点，所以拒绝登记。但政府又规定，若不进行登记，就要停止聚会。
一九九四年夏末初秋，一位出国的弟兄愿意把他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南豆牙胡同六十八号的住房借给袁相忱用，袁相忱就和妻子梁惠珍搬过去住，聚会却仍在白塔寺。搬过去住的原因，一是那里比较清静，方便接待；二是把床柜等家具搬走后，可以使白塔寺聚会的地方多容纳三十多个人；三是可以利用这里的独门独院的环境，为信徒施洗。但一年过后，民警就开始不断来找麻烦。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一，派出所的人突然来到袁相忱的家里，对他说：“你们住在这里不合适，到你们这里的人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也没有办理租赁手续，也没报户口。现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限你们在这个星期五之前一定要搬走。那天我们会来看你们搬走没有。”说完这番话，又问袁相忱：“你家里有没有宗教书籍？”袁相忱实实在在地回答说：“有。”公安人员就开始搜查。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许多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些圣经，在靠墙的柜子上，还有好几百本参考书籍。袁相忱想：“如果参考书籍被他们搜去的话，就太可惜了！这是国外的弟兄姐妹千辛万苦，冒着风险才带进来的。”但圣灵提醒他还是要实实在在地说家里有书，并且告诉他们在哪个房间。可是那么多人进来后，都只看到窗台上的书，说：“这是非法的，要没收，”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柜子上也有书。所以，被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份。公安人员走后，袁相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说实话真是有好处的，神自已会保守祂的书籍。”
星期四晚，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态度十分蛮横强硬。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但他们让袁相忱立即去派出所见所长。袁相忱对所长说：“无论如何，星期五是搬不了家的，因为家里只有我们两个老人，要搬，也要等到星期六孩子们都休息的时候。”所长这才勉强同意。所长旁边有一个女公安忽然问袁相忱：“你知道什么叫‘三自’吗？”袁相忱说：“我知道。”随后他们就不再说什么。这次公安走的时候，又把袁相忱家里的一些福音单张也一并带走。但和上次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重要的书籍，也没有给袁相忱留下拿走东西的字据。
更令袁相忱愤慨的是，派出所的人走了不久，家里的电话就被他们做了手脚。拿起电话来什么声音也没有，既打不进来，又打不出去，显然有关方面企图利用电话来对袁相忱施加搬家的压力。家里的电话不能用，袁相忱只得跑到街上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和朋友来帮他搬家。第二天，快要搬完东西的时候，电话又突然间能用了。他们根本没有向电话局申请修理，电话就自动修复，说明电话出毛病，根本就不是一般的故障，而是被人故意掐掉的，也说明在袁相忱的住宅周围，政府有自己的耳目，看到袁相忱已快搬完了东西，就把电话恢复了。
这是自一九七九年袁相忱出狱后，公安局第一次为信仰的缘故出面干涉他的工作。但这仅仅是序曲。
一九九六年，政府人员找到袁相忱，把有关文件让他读过后，让他办理登记手续。袁相忱反复看过有关条例后，又与同工进行商量，答案是：“拒绝登记。”
为登记的事，西城区管宗教的某科长来了三次，某科长统管宗教民族工作。他对袁相忱说：“这里虽然不算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可以说是简易的宗教活动场所，所以必需要登记。”但他也知道袁相忱在家庭教会中以及外国宗教界中的影响力，所以，虽然被拒绝了，但仍然努力争取，他让袁相忱下礼拜去区政府再详谈。
袁相忱在下个礼拜二就去了区政府，他们对袁相忱很客气，反复地宣讲政策。袁相忱把经过与同工们商量后的意见告诉政府：“我们六月四日已经在聚会时对大家宣布：从下星期起停止聚会了。我们不登记，是因为我们不够登记的资格。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条例的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我们都不够条件。我们就一间小屋子，这是我家的住房，不是专用礼拜堂；我也不是牧师。我们既没有规章制度，又没有经济基金，我们认为自己不够登记条件，所以不登记。”某科长听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袁相忱一边告诉他不登记，一边又说已宣布停止聚会。政府规定：凡是不登记的聚会就要被停；现在袁相忱自己主动把聚会停了，所以他们也没什么把柄可抓。某科长告诉袁相忱，他打算召集西城区家庭聚会的负责人，大家一起统一开个会，让袁相忱一定要来参加。袁相忱说：“我们既然不登记、不聚会了，也就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最后袁相忱留下一张自己的名片，说：“你以后有事再找我，或者打电话吧。”就这样，结束了政府人员的纠缠。
袁相忱家里的聚会已宣布自行停止了，可信徒却照旧来。宣布停止聚会的一两个星期之内，信徒比较少，大约只有三十多人，但后来人又渐渐地多了起来。人多了，某科长又来了，并且这次是带着派出所的所长一起来的，可见他们已经观察了很久，是有准备的。礼拜天正在聚会的时候，某科长和派出所所长在外边喊：“把老袁叫出来！”信徒们传话进去，把正在讲道的袁相忱叫了出来。所长对袁相忱说：“这样不行。让你们登记你们也不登记，现在又这么多人，妨碍了交通。这里是非法聚会，现在正式取缔，你让聚会的人都走吧。”因为袁相忱耳朵不好，所以所长说的话没太听清楚；既然没听清楚，他也就不去理他，又进了屋，没有宣布散会，而是继续讲道。所长在外面听到袁相忱又在讲道，就很生气，更加大声地喊：“这里不能聚会了，马上停止！把老袁叫出来，你们大家都散开，回家去吧！”于是就把老人都赶走，留下三个年轻人和袁相忱一起问话，还查他们的身份证，問是什么地方的人，后来也把他们放走了。派出所所长就与袁相忱谈了二十分钟，袁相忱据理力争，所长最后说：“老年人可以留下在这里聚会，年轻人都要上大教堂。要控制人数，人数太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后来袁相忱照样坚持聚会。某科长不得不第三次到他家里来，这一次双方谈得很僵。袁相忱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了。至于我个人，我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服神。”那天谈话很僵，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在记录。某科长很生气，说：“你是怎么念圣经的？圣经上写的，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你念了半天圣经，却一点都不顺服政府。关你门就关你门，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逮起来。但你要想一想，你家里的人等了你二十多年，才把你等回来；你如果再犯法，屡教不改，被我们抓起来，你这样做，对得起老梁吗？”李科长很会说话，软硬兼施；但说来说去，袁相忱就是不肯登记。李科长走的时候还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你就完了。”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再来逼迫他，甚至逮捕他。但感谢神，一直没有，并且政府人员也再没有为登记的事来干扰聚会或强迫停止聚会。
宗教场所办理登记的这件事传到外国后，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不登记呢？我们国家也是都要登记的，登记就合法了。”他们不理解，在中国目前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时期，管理是幌子，控制是目的。
袁相忱曾对信徒说：“大家要做好准备，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天是一天；这个地方不允许了，就去别的地方。总之，聚会不能停，神的工作不能停。”
登记风波过去了，其后虽然不再提登记的事，但袁相忱家中的聚会，却有四次被强迫停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派出所通知，在三天之内不许袁相忱家里有聚会，因为国家领导人要去香港，出席回归仪式，要确保北京安全，所以就把袁相忱夫妇都接走了。不是拘留审查，而是很好的待遇。汽车接、汽车送，到袁相忱家附近公安局的一个地方，跟宾馆一样，有空调，但不是宾馆，可能是个秘密开会或接待的地方——大铁门，没有门牌。他们一大早就来把袁相忱夫妇接走，晚上再用汽车送回来，还有两个干部一刻不离地“陪同着”，袁相忱就和梁惠珍在那里看了三天的电视。六月二十九日正赶上是礼拜天，公安局比平时更早地接他们走，为的是不让信徒们看见。七月一日是礼拜二，晚上也有聚会，公安局就不让他们回来，比平时送回来的还要晚，可见他们对袁相忱家里的聚会时间和聚会情况，是了如指掌。
第二次是一九九八年八、九月份，初秋时节，一个由三个宗教组织组成的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参考消息》上登过这个消息，是江泽民请他们来考察中国是否真有宗教信仰自由。客人是江泽民请来的，但政府却不让袁相忱聚会，怕代表团来找他，其实袁相忱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公安局的人来到袁相忱在北京昌平的住所，对袁相忱说：“这么热的天，你们就在这里自己查经吧。”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不对，要讲人权，袁相忱又不是犯人，所以他们很客气。他们不说是有什么事，只是不让袁相忱离开昌平 （昌平县在北京市郊），让他好好休息，袁相忱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有这么个代表团来了，想要见袁相忱，而政府却不让见。
那天，袁相忱本来是事先约好了一位叫乔治的弟兄在白塔寺讲道，乔治不知道袁相忱当时被强留在昌平不能来聚会，自己照旧去了白塔寺，而袁相忱当时也无法通知他，让他不要去。好在袁福音早上十点钟就去了白塔寺，他知道乔治今天要来，但不知道父亲不能来。福音去了白塔寺后，发现门口有公安人员站着，福音就去开门上的锁，公安看着他进屋后，也就跟进来，劝福音说：“你回家去吧。”福音说：“这就是我的家，我已经到家了。”公安说：“你知道今天不让聚会吗？你有两个选择，要不就回家，要不就留在这里。但出去时，得告诉我们。”福音没理他们，进屋后给昌平打了个电话，袁安湖正在昌平。袁福音说：“白塔寺这里公安已经全把上了”1。安湖说：“昌平也是，四处有人转来转去。”福音又问了父母的情况，听说人没事，就放心了。
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袁福音就想乔治他们快来了，他就往胡同口走，想找机会提醒他们不要进来。他一走，身后的公安也跟着走，但福音做出要买东西的样子，左转右看，公安跟了半截就回去了。福音在胡同口转了一圈，就看见乔治等四人在过马路，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认识福音，就过来了，福音急忙对他们说：“现在公安人员已盯上我们了，你们赶快走！今天停止聚会。”翻译就翻给乔治听，正翻着的时候，两个公安就过来了，问福音：“干吗呢？”福音说：“没干什么。”公安又问：“你跟他们说什么？”福音说：“人家是旅游的，问个路，我能说什么呢？”公安又对乔治说：“拿护照来。”乔治却从衣兜里拿出一块糖来搁嘴里了。福音一摆手，他们四个人就快速走了，福音也往回走。那两个公安措手不及，不知道该跟哪一个，最后没有跟乔治，却跟着福音，并对福音说：“你快回家，不能在外面。”福音还没进门，一个年轻的公安就过来了，很严厉地问：“你刚才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福音说：“你知道我说什么了？人家来旅游的，问个路都不行吗？”那人说：“不对，你没说实话。”福音说：“那你说我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刚才你不也在旁边吗？你听见什么，就算什么。”最后，福音急了，说：“我在家里说话都没自由了！以后别这样，有事好说好商量。”那个年纪大的公安人员就说：“算了，算了。”他们两个就出去了。
那天，有些信徒来，走到胡同口，等在那里的公安就说：“别上老袁那里去了，今天不聚会。”也有的信徒不相信，就问：“为什么没有聚会？”公安就告诉信徒：“老袁病了，你们走吧。”
第三次是在中国召开“十五大”期间，袁相忱的聚会也被迫停止了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让袁相忱去聚会，也不让他离开昌平。袁相忱说：“你们这是强制，我心里不服气。”
第四次是在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候，当时有两千多名记者随同，有关方面怕有记者来找袁相忱，所以不让袁相忱来聚会。袁相忱说：“克林顿是大总统，我是小老百姓，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关方面回答说：“克林顿来，带着很多记者，这些记者难免不找你。所以只要克林顿在北京，你就不能聚会。”袁相忱很生气，说：“克林顿来是政府邀请来的，又不是我请他来的。你们请来的客人，你们自已管好，凭什么反倒来管住我，不让我出门？”最后，政府就派公安在昌平堵住袁相忱，不让他出来，还让袁相忱写个纸条，说自己生病了，停止聚会。袁相忱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说谎，我不会写的。”公安局就派人在胡同口拦住信徒，不让他们进来，说：“袁相忱先生生病了，你们回家去吧。”
除了这几次被迫停止聚会外，袁相忱也多次被公安局找去谈话，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发送书籍、聚会人数过多等等。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袁相忱为三百一十六人施洗，租用北京某厂的游泳池两个小时。后来袁相忱被叫到公安局，他说：“我没有犯法，我是在游泳池里活动，不妨碍交通和治安。”公安局说：“宗教活动只限于教堂里边，不许在外边。”袁相忱说：“宗教事务局不应该管这些事，你们只应该领导我们爱国就行了，这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事。”公安局的人很生气，警告袁相忱说：“下次不许你再这样。否则后果自负。”袁相忱就和同工们商量：“下次，我们就去远处。只要有信徒愿意受洗，我们就有责任为他们施洗。”公安局还提醒袁相忱说：“一九九九年很重要，一是澳门回归，二是‘六四’学运十周年纪念，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意思是又要停止聚会。袁相忱说：“你们停止我的聚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你们是强迫，但我心里不服。我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要向我的主交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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