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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23：10）
二、审讯
正当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的同时，袁相忱被押上了另一辆汽车，载到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后，预审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铐摘下来，又让他蹲在旮旯里，派出所和预审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关袁相忱的材料，这期间没有问袁相忱一句话。 约到半夜两点钟，预审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带到一间监舍里面，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监舍大约只有十多个平方米，里面却有十来个人，每人一条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警察告诉袁相忱睡在那条空的木板上，之后就把门锁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经睡觉了，被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后，看到又新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没什么特殊表示，大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新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片纷乱。不知道家人现在是否知道他的情况？是否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惠珍、母亲和孩子怎样？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来想去都没结果，只是不断地惦记着家人。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监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把饭菜用一个大盘子端进来，袁相忱一看，每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袁相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时候哪里还能吃得下饭？可一想，万一要是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所以还是要勉强吃一点。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这怎么能吃呢？但看到别人就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着那一根筷子，挑起汤里的白菜，并把汤也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说话，就有人把他的窝头拿过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预审股规矩，犯人每天起来洗完脸吃完饭就穿好衣服，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叫到的人就跟着当兵的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房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个就提讯袁相忱。提讯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领路的，有当兵的拿着枪，跟在后边，袁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袁相忱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让他坐到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之后，袁相忱被问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召集人开会的事。中间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后，就点头承认。那三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袁相忱这么老实、这么快地就承认了。他又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袁相忱想了想，说：“我忘记了。”其实袁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差，又何况事隔这么久？并且自己发明信片的时候，既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又没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写上地址，告诉大家聚一下罢了，谁料到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审讯他的人却不认为这是真的忘记了，以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从实回答。之后，又问他承不承认写黑信召集大家开会这件事是犯罪？袁相忱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听了，气得不得了，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认罪，就等着瞧！”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他们只是吓唬他一通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最后又让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同房间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问他情况如何，袁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以老大哥的身份来教袁相忱。有几个老犯人对袁相忱说：“你要认罪，认了罪就判得轻。”袁相忱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讯期。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并且问的非常详细。这样的日子对袁相忱是痛苦的，因为他实在不记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并非完全是他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操心的习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传福音。他所能记得的都是有关福音方面的东西，所以每次提讯时，公安人员问什么，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却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说自己没犯什么罪，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们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袁相忱就说，“不习惯记这些事”，但审讯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袁相忱出狱后，甚至连他们审讯时提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公安人员曾让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袁相忱说：“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三自’队伍中有人是最不‘三自’的。”审讯员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袁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但公安人员说，“你这些话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袁相忱说：“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因为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他们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共产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袁相忱回答：“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后来审讯员又问到诬蔑“三自”领导是“三朝元老”这个问题时，袁相忱说：“我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日本人来了后，又做了‘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三自’时又做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公安人员还问到袁相忱护送胡俊德姐妹去广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护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会。她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看着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胡姐妹就决定自己也出国。一九五六年，胡姐妹从广州坐飞机去美国找她的丈夫，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又带着许多行李，坐火车去广州，诸多不便，就请袁相忱帮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广州，当时到了广州的时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马站林献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飞机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车回北京来。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见到林献羔，但时间仓促，并没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这次公安局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强加给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袁相忱说：“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以后并无任何联系。”
公安局还让袁相忱详细交代阜成门福音堂与日本牧师的关系。袁相忱据实回答：“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已被关押。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帜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帜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三自还派牧师陪着帜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如果真有勾结的话，也是“三自”和日本人勾结。”但公安人员却说：“我们说你和日本人勾结，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袁相忱说：“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顾她，两个月之后，帜田金雄就被关押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但公安人员坚持说：“不管你怎样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在审讯期间，公安局对袁相忱的评价就是：“你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是公开表示抗拒。”为了惩罚袁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监号是个犯人来路很杂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问题都比较轻。袁相忱刚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夥子是天主教徒，袁相忱自然对他有一份亲切感。他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进监狱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有时候他常自己坐在一边哀声叹气，袁相忱就安慰他几句。这个年轻人很害怕会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所以每次提讯前都紧张得要命。袁相忱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不是教会负责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对他说：“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又没犯过大错，公安局了解了解情况就会放了你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不过就是信仰问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小试炼来试一试我们是否忠心。”袁相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他在大难临头的节骨眼上，还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信仰问题，可见他的确是很单纯的。他还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时代下，领导看问题要“上纲上线”（即把小事看成政治原则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他的罪已不是信仰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
年轻人在被提讯过几次后，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心情也就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计划出狱后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担心出狱以后没钱，回不去老家，就告诉他说：“你出狱后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找我的爱人，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爱人那里拿钱做路费回家。”之后，袁相忱又向他说起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劝他仔细想想。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第二天就去把这些都汇报给队长了，说袁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队长就说袁相忱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这后来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一起写在判决书里。而那个年轻人则因为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与袁相忱同一监房的还有两个人，更是冤枉得很。他们因为在参加国庆游行喊口号的时候，不小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错了，喊成了“中华民国万岁”，结果被揭发，关到监狱里来。袁相忱开始只跟那个天主教徒说话，但后来被出卖，吃了大亏，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思想或是默祷，所以大家对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细，也就不敢太放肆。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后来的犯人斗争犯人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苦。监狱中所谓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针对那些不肯认罪的人，要让同监舍的犯人帮助你反省认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经过许可的监狱内的暴力。帮助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批斗会，大家一起来口头批评，然后就是罚被批评的人做一些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小事，这是最轻的。另有一种是让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时候两条腿要盘起来，身子要坐直；虽然不痛，却是让人累得受不了。被帮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一个晚上都要这样坐着，等到睡觉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觉；有时实在受不了，还会从木板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肯点头，就还得再爬起来接着坐。最严厉的一种方法叫“坐飞机”，就是把人的手举起来，使劲往后拽。这种刑罚的特点是：斗争人的人根本不费力，但被斗争者却是疼痛难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一些监舍里发出惨叫声，大家心里就想，不知道又是哪个人在被斗争了。这时候监狱的公安人员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去管，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
袁相忱在监房里很少说话，在提讯的时候虽然是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往往不能让审问者满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们监房里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领导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袁相忱实行严厉一点的帮助。可神却保守他，使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帮助”，也只是盘腿坐在硬木板上。这一点，连袁相忱本人也颇觉得奇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谢神的保守。
在监狱里，袁相忱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对家人的思念。在关押他的监房中，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窗子传进来，袁相忱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教育问题。还有，看到监狱里做饭菜时，闻到烧菜的味道，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饭菜的香味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徵，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了。当这些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袁相忱就在这矛盾中变得软弱。母亲需要儿子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亲的呵护。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监狱的高墙铁网，此刻人最容易手扶着犁往后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临到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路9：62）。使他每次在软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会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审讯期间不许探监，所以他没有教会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却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阜成门福音堂开办后，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为放假两天，袁相忱的教会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安排两次教会同工聚会，大家在一起座谈，彼此分享。他被捕后，不知教会是否还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这些同工还有没有坚持服事？其实，自从他被捕后，阜成门福音堂已无任何聚会，同工们各自分散，但他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惟有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们。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过着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教会的消息，没有关于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忆、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告诉公安局说：“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同监房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迟关进来，都一个个地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后，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后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先是在毛巾厂，后是在袜厂劳动。在袜厂的时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决书，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决后当场晕倒。法院的人要当着犯人的面念判决书，袁相忱听了别人的罪名和判决，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幼稚地认为，他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达不到反革命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发判决书的时候，袁相忱正在劳动，法院来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判决。首先宣读罪状，然后是依法做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于反革命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要从严处罚。至于判决书的具体内容，袁相忱已忘记，只记得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
关在自新路监狱的人，若是被判无期徒刑，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但袁相忱却没什么感觉。他没想到会判他无期徒刑，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但判了无期徒刑也没觉得太难过。袁相忱此刻的心态是，在监狱里呆一年和呆一辈子已没有什么区别。他安安静静地从神手里，领受了这一切，他知道，如果没有经过神的许可，他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经过火的试炼后，他重新刚刚强强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准备为主殉难，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对自己那已没有未来的未来。他只求自己有一颗顺服主的心，却没想到这其中包含着神多少的美意。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从监狱里出来，更没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话，在文革中他也许会被活活地打死。如果没有狱中的劳动锻练，他瘦弱的身体也活不到现在。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神把他的仆人送进了“保险箱”。多少人死在劳改农场上，而袁相忱却在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迹！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后，北京的六十四所教会合并为四所。一九六六年后，所有的教会都被迫关闭，共产党已暂时达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着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四十号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后来喇嘛就把这里租出去，最终又被收归国有。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所有的家当就只有几个包裹着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带着孩子出去找来几块木板，用砖头垫起来，再铺上一层褥子，他们全家就睡在这一条通铺上。那时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贫困。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后，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但梁惠珍作为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女，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贫困的生活更让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挂念。她对丈夫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也无法面对孩子们的痛苦。小六还不懂事，想爸爸的时候就哭，有时候一个劲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受到伤害，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了。”于是小六又天天盼着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再带她去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伶牙利齿，非常出众，袁相忱非常疼爱她，小六也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让袁相忱给她讲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怀中，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着她入睡，等她睡着了，才轻轻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问梁惠珍：“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泪，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因为她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要刚强，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来维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梁惠珍还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梁惠珍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来人问她：“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搬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梁惠珍连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两个人接着说：“我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着，最后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她心中一楞，但最后还是回答：“听明白了。”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梁惠珍，接着又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法院的人说：“那好吧，”并告诉她，袁相忱现在在北京监狱，因为已经过了审讯期，所以就可以接见家属，每月一次。袁相忱会从狱中发明信片，上面写有接见日期，按日期来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后，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是右派言论；二是反对破坏“三自爱国运动”，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划开黑会，反抗政治学习；四是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六是有汉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国。后来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同了。”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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