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稣的忠诚仆婢

  ——袁相忱夫妇

第五部份 “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23:10)

四、短暂的东北监狱生活(1960年夏──1962年秋)

  一九六零年夏,因为北京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所以政府就决定把重刑犯,即判二十年徒刑以上的犯人,都送到黑龙江,在那里劳动。六零年夏末,袁相忱就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送到东北黑龙江兴凯湖监狱服刑。坐火车起程的时候,犯人坐在车厢里,车厢前后都有人拿着机关枪看守着。车到沈阳的时候,正是夜间,感觉外面天气变冷了,等到了黑龙江,还没下火车,看守就让大家穿上分发的厚棉袄、棉裤,戴上大皮帽,穿上毡袜,冬天的装备已全副武装在身上。下了火车,已有十几辆军用汽车等着他们,他们被押上汽车,送往监狱。汽车走过大街,小孩子们就跑出来看,边看汽车走过,边拍着手喊:“你们都是反革命,你们都是反革命!”那个年代,稚气未脱的小孩子还不会认字的时候,却已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了,可见当时的社会气氛是何等的紧张。

  兴凯湖是在中苏边界,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的时候,帐篷就是他们的监狱。一座座的帐篷集中在一起,外边又用铁丝网围着,又有持枪的人四处把守,这就是一座监狱了。由于在东北住帐篷根本无法过冬,所以犯人们到了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烧砖盖房子,要为监狱干部和犯人盖住的房间,也就是犯人要为监狱的看守人员和他们自己盖房子和监狱。犯人中有一部份被派去烧砖,另一部份就用烧好的砖砌围墙,砌完围墙后先为干部盖住房,最后才是给自己盖监房。每个监房内含有五十米长的一条南北炕,当中有个用砖头砌成的火炉,火炉里烧柴火或煤,用于冬天取暖。每个犯人睡觉的地方都很窄,有一定的宽度限制,60公分,一翻身就会碰到别人。在那里,冬天差不多天天吃高粱米,几乎没有菜吃,吃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每月有一个礼拜天吃馒头,每人八两,这就算是大餐了;每个礼拜有一次改善生活吃白面,平时都是吃玉米面或高粱米。主要的菜是土豆,并且是发黑的土豆,几乎餐餐都是。所以袁相忱获释后,好多年都不想吃土豆。

  监狱的房子盖好后,犯人们的任务就变为种庄稼了。秋天收完庄稼后又去打草。北大荒很多草,比人还高,袁相忱以前从未见过这么高的草,一年的生火、烧炉子,都靠自己打的草来维持。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刚从北京上去时,梁惠珍为丈夫准备了毛袜子,让袁相忱穿着觉得暖和;可到了东北后才知道,根本无法跟乌拉草比。把乌拉草卷一卷,放在鞋里,真暖和,真是宝贝。他们常去与苏联搭界的兴凯湖打乌拉草,作为过冬之用。神的创造真是奇妙,有多么严寒的气候,就有与气候相适应的植物。在东北滴水成冰,说实际点就是拿脸盆去打水,回来都冻上了。有一次干活时,气温大约零下三十多度,有人看到袁相忱的鼻子白了,马上叫他进屋里去。幸亏进去得及时,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听人说,有时耳朵一冻就能掰下来,真是那样,一点都不夸张。冻死的人都是站着的,并且是笑着的。袁相忱虽没亲眼看过,但总听人们说起。

  去了东北不久,刚好过中秋,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开始,这就是一九五八年打麻雀的严重后果,所以即便是过中秋,监狱仍然是吃窝头。一九六一年的春天,监狱的生活就更惨了,连窝头都吃不饱,犯人们就在外边找野菜,用野菜做菜窝头吃。

  那时兴凯湖共有六个劳改农场,袁相忱是在劳改队第四分场。有的犯人常把窝头扔过河的对岸去,那边的苏联人就把面包扔过来,以示友好。也有很多犯人忍受不了饥饿,就越境逃跑了;有些人游过对岸,逃到苏联,结果苏联也不要他们,因为要一个普通犯人也没用,凭空多了一张嘴,所以把逃过去的人又用麻袋装起来,送回来。

  一九六二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破裂了,中国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边界不合适,就决定把他们调回来。有一天,劳政农场场长对他们说:“现在关里需要你们,所以要把你们调回北京。”犯人们个个觉得莫名其妙:“一会儿说监狱里放不下了,一会儿又说关里需要我们。”但在困难时期,在北京总比在东北好。所以人们就又都欢天喜地的回来。一九六二年秋天,他们坐火车回北京,一切又都像来的时候一样,用专列运送犯人,车厢两头有士兵持机关枪把守,只不过去的路上是一件件地往上加衣服,而回来时则是一件件地往下脱衣服。

  能重回北京对袁相忱来说是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喜事,出发前就忍不住给梁惠珍发了一张明信片 1,告诉她自己快要回北京服刑了。梁惠珍接到明信片后,又惊奇,又高兴,觉得好像做梦一样。

  这辆载有两千多犯人的专列,到了天津茶淀,一个犯人劳改的地方,就停车,让犯人下火车吃饭。吃过饭后,这两千多犯人中的大多数,就要留在这里劳改了。只有极少一部份让政府更不放心的犯人,才被押回到北京监狱。

  袁相忱一下车,却意外地碰见一个老熟人,杨津广。杨津广也是广东人,在北京读大学时,在袁相忱的福音堂信主,以后很热心,常去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当初被捕时,杨津广还没事,现在却在这里看见了他,袁相忱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他乡遇故知,难过的是故知也同样深陷囹圄。杨津广当时正是作为“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茶淀劳改。两人看见了,却不能说话,只能点点头。

  下车后开始吃饭,先端上来一碗菜汤。袁相忱以为监狱考虑到犯人坐车渴了,先上一碗饭前汤,让大家解解渴。没想到喝完汤好久,还不见端饭上来。原来当时正是饥荒时期,老百姓都吃不饱,所以对犯人,只给每人一碗菜汤,没有饭。袁相忱又饥肠辘辘地继续上车回北京。虽然饥饿,但他心中却是充满喜乐,因为当时在茶淀,大部份犯人都留下了,只有五十几个政府认为能够里通外国的人,也就是危险份子,还得回到北京监狱里。别人把袁相忱当作重刑犯中的重刑犯,所以要送回北京严加看管,而袁相忱却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1.犯人一般只可发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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