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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伯19：25）
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三自和中国政府开始对那些拒绝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引诱、拉拢和逼迫，目的是让大家都加入，将所有的信徒，都由党和政府来藉着“三自”统一领导，从而加强对宗教的领导。至一九五二年夏，他们已从各个不肯参加“三自”的教会中拉走了一大批信徒，孤立不肯参加“三自”的人。袁相忱的福音堂中也有十几个信徒离开，参加了“三自”。袁相忱对此毫不介意，他说：“主托付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至于参加不参加“三自”，这是个人的事，由他们个人选择。总之，我的选择是不参加。”一九五三年五月，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规定任何教会都不得请王明道、王镇、袁相忱去讲道。政府想利用各种压力来迫使这十一个人就范。这段时期压力很大，但袁相忱从来没与梁惠珍说过，从祷告中使梁惠珍知道，他在祷告中说：“主啊，一切都在您手中，您若许，我就喝这杯……。”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六日，“第一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灯市口卫理公会召开，吴耀宗做了一篇充满政治性的工作报告，随后发表《告全国同道书》，把“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正式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吴耀宗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席；“三自”的领导权己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巩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市政府邀请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个宗教团体的一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后面的议事厅去开会，这是政府对这十一个团体的又一次争取。会上，宗教事务处李处长首先发言，劝大家加入“三自”。李处长发过言后，这十一个团体中的王明道先生也做了发言。他很坦率地讲了他本人为什么不肯参加三自的原因，之后又有其他人发言，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这十一个教会团体本身很早就已经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二是这十一个教会团体都是基要派的，他们的信仰与“三自”的主要领导的新派信仰有很大的不同。王明道先生直言不讳地把新派称之为“不信派”。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坦诚，这也是双方第一次在桌前坐下，摆明自己的立场。会议的结果当然不会有令政府满意的答复，但他们至少搞清楚了这些人为什么不肯参加“三自”的原因，这十一个团体也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散会的时候，政府发给每位到会者一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书，让大家回去好好学习。
座谈会后不久，政府已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让这十一个团体加入“三自”是不太可能了，但若就此让这些人放任自流，政府也不放心。于是不久，政府又提出一个折衷的处理方法：你们这十一个团体的信仰既然跟“三自”主要领导的信仰不一样，那你们就另外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参加政治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来领导。政府的建议提出了，该如何回应却很为难。从心里讲，这十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都不愿意在教会中开展政治学习，因为他们都很清楚，政治与宗教应该是严格分离的；但既然政府的建议是针对十一个团体提出的，那么这十一个团体也就应该来讨论一下该如何答复。
一天，东大地福音堂的彭宏亮来阜成门福音堂找袁相忱，问他：“你收到了政府让我们单独学习的信了吗？”袁相忱说：“收到了，我还正不知该如何答复呢。”彭宏亮说：“那咱们就干脆在一起商量一下该怎么办。这样吧，你发几封明信片，约个时间，让大家一起到王明道先生的会堂里聚一聚，商量一下，尽快给政府一个答复。”于是袁相忱就给大家发了明信片，约好了某天下午三点钟，一起去王先生的会堂商量。
那天，十一个团体的负责人都来了，大家就坐下来商量。先由袁相忱把发信的原因讲了一下，袁相忱讲完后，王镇第一个发言。他说：“我看，咱们不能参加这个学习，如果参加了，难免以后不会和‘三自’走在一起，就好像两群鸽子在天上飞一样，开始是两群，但飞着飞着，就难免会变成一群。”王镇说完之后，每个人都做了发言，谈了看法，大家意见基本上一样，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要参加学习的话，每个人就以市民的身份参加就行了，不以传道人的身份，更不以教会团体的身份参加学习。既然以个人身份参加，就用不着政府特别派人来领导了。”他们的答复很巧妙地回绝了政府的建议。
政府仍没有放弃用各种方法说服这十一个团体参加“三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下旬，北京市宗教事务处向所有的教会团体的负责人发出请柬，邀请他们一月二十六日在新桥饭店聚餐，但却惟独没有给王明道先生发请柬。袁相忱接到信后，并不知道政府没有请王明道先生，也不知道政府也请了“三自”的人，他只是想，既然是礼尚往来，去去也好。后来他又听说基督徒聚会处的人也去，就于一月二十六日那天直接去了新桥饭店。李处长非常热情地过来跟他握手，嘴里连说几声“欢迎！欢迎！”并叫袁相忱坐在他旁边。坐下后袁相忱才发现，原来“三自”的人都在座，并且不参加“三自”的十一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出席聚餐。他想：“我要不要走呢？” 可是又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不就是吃一餐饭嘛！走了的话，就显得太小气了，所以就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吃饭。其实那天其他人也确实是准备去的，但在去的时候，不知是谁得到了政府也邀请“三自”的人的消息，大家又半路上返回了，结果就只有袁相忱一个人坐在那里，一枝独秀。
席间李处长说：“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喝酒或者不喝酒，就请自便吧。”他频频给袁相忱挟菜，并详细询问了他家中的情况，然后又邀袁相忱与他碰杯。李处长喝的是白酒，袁相忱喝的是茶水。“三自”的领导对袁相忱也非常热情。袁相忱是无意之间单刀赴会。袁相忱回来笑着与梁惠珍说：“真糟糕，他们都没去，别人都知道，有“三自”的人参加，半路都回去了。我怎么没多想，我是单刀赴会，都没吃出饭的味来，真窝心，都怨我自己。”很是后悔。梁惠珍说：“去就去了，以后多想一想就是了。”李处长和“三自”的人却理解成袁相忱有向“三自”靠拢的诚意，所以对他格外关爱。李处长对袁相忱说：“你才四十多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换言之，李处长认为袁相忱还有挽救的可能。这大概也是王明道先生一九五五年第一次被捕时袁相忱却没有被捕的原因，并且也没有追究他发明信片召集大家开会的事，因为政府觉得袁相忱年纪又轻，脾气又不是太明显，还是有可能与政府合作的。他们把袁相忱去参加聚餐，当成是袁相忱有意向他们靠拢的证明。他们要给袁相忱留一些时间，让他自己做出决定。
一九五五年五月，政府开始用强制手段打击不参加“三自”的基督教界人士。外地不参加三自的陆续被逮捕，每天都有信徒被捕的消息传到北京，政府希望北京的这十一个团体能够在这种压力下参加“三自”，所以把北京的强制行动放在最后。但政府的希望落空了，没有一个人在这压力下主动声明加入“三自”。政府的忍耐期结束了，八月七日夜，王明道先生和太太在北京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和信徒。
当信徒告诉袁相忱有关王明道先生夫妇被捕的消息后，袁相忱就想到自己也快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袁相忱的工作和聚会照常进行，只是压力太大些，放在祷告中，主若许可，坐监是最好不过了。政府在这一个阶段也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劝说、威胁、强迫他们。一九五六年，政府成功地将北京所有的传道人聚在一起，参加了政治学习，这是来之不易的成果，是政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开始花大功夫来做的工作，现在终于在软硬兼施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袁相忱也从一九五六年起参加了学习，每次学习，李处长都亲自带领，学习的内容就是共产党的有关政策，以及宗教该如何配合党，把祖国建设好的问题。“三自”和政府的人心里很清楚袁相忱的挣扎，所以每次都叫袁相忱坐在最前边，一是表示关心，二是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袁相忱的表情动态。每次去学习，袁相忱都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他也实在不清楚自己该说什么。说一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话吧，怕惹麻烦；说一些合政府口味的话，自己又不是心甘情愿，所以就干脆什么也不说。
此时，要不要继续参加这种学习的争战，常在袁相忱脑中翻腾。对于袁相忱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肉体与神的旨意争战的时期。内心的争战使他变得沉默，也促使他重新反省以往的一切。
终于有一天，袁相忱在祷告后很高兴地对妻子梁惠珍说：“我已经决定了，再也不去参加学习了。”那天他果然没有去，他整天都高兴得很，一改往日愁苦的样子；他不停地哼着歌，像个小孩子一样。梁惠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这些日子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可是这种压力是她无法帮助解决的。她看袁相忱那么高兴，就想，“不想去参加学习干脆就不要去了。不去，政府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三自”又组织大规模的学习，袁相忱又被叫去开会。那时，李处长亲自主持会议。开会的前几天，袁相忱照例一言不发，坐在那里只是听大家发言，后来李处长就说：“袁相忱，你也该发发言了。怎么老是坐着不说话？”袁相忱说：“我不用发言了，听听大家的就行了。”李处长说：“不要害怕，有什么话就敞开来谈，有什么意见也要说出来，没关系的。”李处长其实很明白，袁相忱是从心里不愿参加学习的，只不过没有明着表态罢了。他想到袁相忱可能会有很多不满或意见，就用沉默表态；他也很想了解袁相忱真实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就又鼓励袁相忱说：“没关系的，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你们要多给我们提意见，才能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好。不论大家提出什么样的意见，都欢迎。有则该之，无则加勉嘛。”袁相忱沉默良久，心里想，“既然是你叫我说，那我说说也无妨的，况且这些天我的心里也实在是闷得难受，说说也好。”
袁相忱思考良久，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在会上说的第一条是：“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就拿基督教与回教相比，二者同为宗教，但宗教政策却极其不平等：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条是：“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自治、自传、 自养的人。这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了，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 的。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袁相忱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一片肃静，李处长也没有做任何表态。袁相忱心里倒是觉得畅快得很，他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发言结束后，袁相忱就想：“我以前怎么那么傻？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感觉是这么痛快淋漓！我以前怎么不说呢？早说了，也许就不必受这么多的罪了。真是何苦啊！以后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会议结束的那天，袁相忱所在的学习小组的组长王毓华宣布说：“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被划为右派。”接着王毓华又解释说，“右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希望被划为右派的人不要灰心，而要更加积极地参加学习，常常反省自己。”
袁相忱听了，没做任何表态。他回到家后很平静地对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梁惠珍急忙问：“右派有什么处罚吗？”袁相忱回答说：“闭门思过。我真的要好好在神面前安静地反省反省了。” 袁相忱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些压力，每天读完圣经后在屋子里度来度去，在默默地祷告、思考……。
从此袁相忱就不再去参加“三自”的学习。“三自”曾派人来叫过他几次，他也没有去，后来“三自”的人也就不来了。“三自”这个名词好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一样，他每天照例天一亮就起床，祷告读经，照例一星期三次开堂布道，其他时间袁相忱骑着自行车去众肢体家探访。照例督促孩子的学习，照例每天查考圣经至深夜。他的生活又好像恢复到了一九五三年之前的样子，一切都平平静静。
在每星期的三次讲道中，袁相忱多次根据圣经，针对当时的情况，讲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工人等专题。最后，他明确地表态：“教会的领导不是宗教事务处，也不是“三自”；教会的头是基督。共产党设立宗教事务处，领导一切宗教事务。我们有真信仰的拒绝参加，这是出于不参加政治而考虑的，并不是出于对政府或党有什么不满。基督是教会的头，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和所谓的牧师都不是教会的头；宗教和政治是两码事，加入“三自”和爱国也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在一起。以公民的身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可以的，但不应该以教会的名义做什么。教会不是人民团体，教会是属天的，是属灵的。”
很多次聚会结束后，都有信徒提醒袁相忱说：“袁先生，你以后还是稍微小心一点。今天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陌生的人，在门口走来走去。”袁相忱说：“没关系的。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给陌生的人，只要他想来听，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我讲的这些，都是圣经上的。有些人是因为不知道圣经是怎么讲的，所以才会走偏了。”
一天，祁庭铎牧师来到了袁相忱的福音堂。寒喧几句后，祁牧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当时正是吃饭的时间，袁相忱就邀他一起吃。祁牧师以前和袁相忱关系还不错，但“三自”成立后，祁牧师就积极加入了，所以两个人这几年来也没什么深的交往。他们两个边吃边谈，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还是要劝你几句。也许你不爱听，不过我还是要来劝你。我听说你没有去参加学习，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把个人的脾气忍一忍，装装样子，主动去向他们要求参加学习。现在你如果还坚持不参加“三自”，后果不可想像。你家里有老有小，这么多人，你若是有个什么不好的结果，他们怎么办哪？”说到这里，祁庭铎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袁相忱不知道他是“三自”派来的说客，还是他自己来的，但看得出他还是真心的，所以也就很感激他的提醒。但感激归感激，他还是不能认同祁庭铎的立场，更不认同他的做法。他对祁庭铎说：“我不是因为个人的脾气才不参加的。我不敢糊弄神，也不愿意糊弄人。”最后祁庭铎作了祷告，说：“现在是大势所趋，望袁弟兄考虑周全，考虑后果……。”这哪是向神的祷告？是劝说袁相忱，祁走后，袁相忱表示不同意祁的祷告，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什么呀！？”
又有一次，袁相忱去看望一个生病的信徒，姓王，就住在袁相忱家的附近。袁相忱探访过后，正要离开的时候，祁牧师也来了。袁相忱就说：“你们谈，我先走了。”祁牧师跟着袁相忱出来，又劝他加入“三自”。祁牧师说：“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我们现在也是没办法：共产党要求加入“三自”，我们就不得不加入。有什么办法呢？”袁相忱只是听着，就是不表态，心里说：“今天所以有这种局面，就是因为胆小的基督徒太多了！你是在屋檐下，我才不在呢，所以也没什么好低头的。”
通过两次和祁庭铎的接触，袁相忱明白了，政府是不会放过他的。祁庭铎说的没错，不参加“三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不知等待他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他已预感到，危险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北京进入了深秋季节，这是北京最漂亮的时候，淡黄色的银杏叶子飘落满地，秋风起时，满地厚厚的叶层就随风而动，秋的美丽楚楚而来。袁相忱对妻子梁惠珍说：“我们两个还没有去长城玩过呢！这两天天气正好，我们去一趟长城吧。”
嫁给了一个传道人，除了帮助丈夫传福音外，还要照料六个孩子，梁惠珍每天忙得腰酸背痛，袁相忱也是忙得很，所以在北京住了这么长时间，两人却没有去过长城。丈夫提出了这么好的建议，梁惠珍却还有点不忍心浪费时间。她说：“要不以后再去吧，我还要赶时间给孩子做棉衣呢。”袁相忱说，“你陪我去吧。你嫁给我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带你出去玩过呢。” 梁惠珍说：“怎么现在倒有玩的心了？”袁相忱说：“我就要离开家了，以后说不定想陪你玩都玩不成了。”梁惠珍听了怔在那里，她看袁相忱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点点头答应了。
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说出他的预感。
一九五七年年底，梁惠珍接到一个由李处长办公室的秘书打来的电话，叫梁惠珍和袁相忱的母亲第二天早上九点去李处长的办公室，说李处长要找她们谈话，很重要的，一定要去。办公室就在长安街宗教事务处。梁惠珍和婆婆商量了一下，决定先不让袁相忱知道，免得影响他的情绪，等谈完话回来了，再告诉他。第二天一早，梁惠珍吃完早饭后就带着婆婆来到了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李处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她们谈了约一个小时，中心话题是要让他们动员袁相忱，赶紧向政府靠拢。李处长说话时很严肃，他说：“我找你们来是很要紧的事情，是关系到你们切身的问题。袁相忱没有参加学习，也没有向政府靠拢。我请你们来，就是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我们看他还年轻，才四十四岁，还有挽救的可能，所以就找你们来。你们是他家里最亲的人，回去要好好劝劝他。你们家有六个孩子，有老有小。他出事了，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给你们一条出路，要袁相忱赶快悔改，向政府靠拢，参加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放心；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照样怎么收拾袁相忱。我们一直在给他机会，等他回头，不过我们的线不能拉得太长，我不能等他太久了。他要是再不悔改，不向政府靠拢，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对他，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们不信就等着瞧！我们收拾他很容易，但他要是进去了，你们家一堆孩子怎么过呀？你是他妻子，所以你要多劝劝他，不要和政府做对；否则的话，会自食其果的。”李处长又对袁老太太说：“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要想一想，如果没有儿子，你怎么生活呀？你要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好好参加学习，好好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回头是岸。要不然，你们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呀？我是为你们好，所以才把你们找来。你们记住我的话，回头是岸，要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谈话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梁惠珍和婆婆在回来的路上都沉默着；她们己经知道，最后抉择的时刻已经到了。她们回到家时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梁惠珍进家后先做饭，因为有孩子要吃完饭去上学。等到大的孩子们上了学，小的女儿睡午觉后，梁惠珍才来到袁相忱身边。袁相忱正在看书，梁惠珍看着丈夫，她想：“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最后她决定还是要告诉他，让他知道也好。袁相忱也看出妻子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梁惠珍就告诉他说：“李处长今天找我和妈妈谈话了。”袁相忱听了，楞住了，过了一会才问：“谈什么？”梁惠珍说：“要我们劝你参加‘三自’，向政府靠拢。” 袁相忱又问：“是政府叫你们去的吗？”梁惠珍点点头，袁相忱又问：“你和妈都去了吗？”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袁相忱马上明白了，这是最后的争取，也是最后的通谍，并且这通谍中带着最实际的利益的威胁：如果袁相忱不肯就范的话，这一大家子怎么办？
从李处长那里回来后，梁惠珍只能把这件事放在祷告之中，求神的旨意成就，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的旨意……。
屋里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袁相忱又把目光集中到书本上，但却一个字也看不下去。良久之后，袁相忱叹了一口气，说出了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此刻的袁相忱已经完全从那种软弱中解脱出来了，天好像在刹那间云开雾散，他对神的信心大增。他告诉妻子：“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是被这种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1：9)。 我们也应当刚强壮胆。以前那么多苦日子不也过来了！我相信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重担的，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定保守我们。”
危险依旧在一步步地逼进。一天，袁相忱刚讲完道，就有一辆汽车“嘎”地停在福音堂门口，有几个公安人员进来，把在这里聚会的武文尉带走了。武文尉被捕后，梁惠珍多次看望武师母，帮助武师母，一起祷告，坚固信心。最后武文尉死在狱中。在袁相忱的福音堂里逮捕别人，杀鸡给猴看的用意是何等的明显！紧接着就是与袁相忱从一九三四年起就有配搭工作的老同工郭孙惠卿也被捕了。郭太太对袁相忱的福音工作自始至终都是非常支持的，这是政府故意让袁相忱看一看政府的威风。袁相忱也明白政府的用意，他告诉梁惠珍说：“一个基督徒，要想得着天上的，就不能在乎地上的。”
夜晚，袁相忱在反复地读《约伯记》，约伯的话使他大得安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伯19：25）。
黑暗中，神的仆人向神做最深切的祷告：“神啊，不论外面是何种的环境，我都深信，我的救赎主活着。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永远在你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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