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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赛40：31）
三、继续事奉主
袁相忱一九八零年去大同的时候，有一个姓赵的人从香港来北京，顺道看望袁相忱。他说自己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从电台得知袁相忱已被释放，头发仍然很黑，精神也很饱满，不减当年。他想查证一下这是否是真的。他没有见到袁相忱，但从梁惠珍那里得到了证实。这是第一个来看望袁相忱的外国人（但现在应算是中国人了，香港已经回归）。
袁相忱回来后，最深、最强烈的感动就是继续事奉主，所以他不愿意做其它工作，觉得是浪费时间。他回来后，因为经常有信徒来问问题，来祷告，所以袁相忱就对大家说：“干脆我们礼拜三一起查经吧！”后来礼拜天也有聚会了。一九八零年春天，参加他家里的查经会和聚会的人已近十个。后来国外的信徒也都知道袁相忱从监狱农场放回来了，就通过各种渠道来看他，于是他又多了一项接待工作。
从出狱以后，袁相忱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送圣经。八一年“三自”还没有印圣经，那一年他送出去大约二千多本圣经，是香港的一个牧师送来的。又有一个组织，名为“敞开的门”，专门向宗教迫害的地区送圣经，他们也送了很多圣经，通过袁相忱发给信徒。后来美国又有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他们白天旅游，晚上听袁相忱的见证，也送了些圣经给中国信徒。送圣经的工作当时是不合法的，但袁相忱不怕。他说：“没有圣经，大家怎么敬拜主、怎么明白真理呢？”袁相忱还把圣经让小六带回大同，发给大同的信徒；小六因分发圣经的事还被当地的“三自”追查过，但感谢神，并没出什么大问题，真是神特别的保守。
袁相忱的孩子们也在发送书籍的工作中做了很多事情。女儿袁平湖曾三次帮袁相忱取书，因为袁相忱老是出门，并且书也太重，所以书就寄给女儿。后来公安来找袁相忱，下午又来找平湖，两男一女，问平湖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本书？平湖说：“我没开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不知有多少本。”公安人员说：“这些都是反动的，是外国寄过来的版本。我们把你带到分局派出所都是合适的，但为了你的前途，所以还是到你单位找你谈话，你要好好配合我们。”其中有一个姓杨的人说：“我和你爸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原来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专门负责处理和袁相忱有关的各种事务的人。他说：“老头子岁数大了，想聚点会就聚吧，我们也不太管他。可这书不成，这是大事。”然后又详细地问了平湖的家庭情况，并一一做了记录。最后，公安局的人又说，“现在有很多宗教狂，打着你爸的旗号，搞别的活动。你爸成了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旗帜，也是被别人利用的。你以后也帮着我们做你爸的工作。你爸人是好的，信仰是很忠诚的。他就跟毛泽东似的，老了后，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他的旗号，在外头乱搞。你爸就像毛泽东晚年，自己说过的话也许都糊涂了，别人就利用他，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你还年轻，你要为你爸做好防备工作。以后再有人把书寄给你，或是要做别的事，只要你知道了，就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办理。你收到书后，也可以先打开看一看，如果需要发的，就发；不需要的，咱们就处理掉。以后来的信件和书就都这样办。”平湖没有答理他们。他们又追问：“那些书你们都发给谁了？”平湖说：“我都拿去给我爸了，一本也没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公安局的人看问不出什么，就让平湖在记录上签名。后来公安局又去向平湖的领导，调查平湖的情况，领导说：“袁平湖是我们单位的老职工，挺好的，工会主席，很老实，不会干坏事的。”公安说：“我们来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这老头可不一般，共产党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说共产党好吗？”领导说：“我听说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睛又不好，还能做什么坏事呢？”公安局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
袁相忱也尝试利用各种方法传福音（参提后4：2；林前9：22下－23）。他先是买了一台录相机，买一些录相带，给信徒看。用录相带传福音，尤其是对老太太、不识字的人，有很大造就。为了方便对农村的传福音工作，他们也利用幻灯机来工作。国产幻灯机很便宜，机型又很小，带到农村去很方便，但就是制作幻灯片却太复杂、太费时。开始的时候，袁相忱就带领几个同工一起画幻灯片，制作了“福音桥”和“浪子回头”等福音性的幻灯片。后来，有人带来一两套新约和旧约故事的幻灯片，他们就停止自己制作了。他也录一些录音带，因为家庭聚会时，传道人少，没有人带领，没有人讲道，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讲道录起来，送给别的家庭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播放。后来，又有人从海外带来一些成套的讲道磁带来，袁相忱就把这些磁带分发给家庭聚会点，用磁带来传讲主的话语，造就信徒。
袁相忱刚获释时，政府并没有干涉他的工作，主要是因为那时来聚会的人没有现在那么多，并且因为袁相忱还在假释期内，所以有些客人也不方便到他家里来，只能是叫袁相忱去外面见面，所以没有引起派出所和邻居们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来袁相忱家里聚会的盲人信徒就有七八个。他们住的地方离袁相忱家很远，但他们彼此之间又住得很近，袁相忱就提议说：“你们每次跑来跑去不方便，现在人数也比较多了，最好你们有自己的地方聚会，我每星期去你们那里带聚会，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盲人信徒王德明弟兄自愿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作聚会场所，袁相忱就每星期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那里领聚会。那个聚会点也很蒙神的恩典：几年时间，由最初的七、八个人迅速发展到三、四十人。
假释期过后，袁相忱家里的聚会人数不断增加，目前已有二、三百人，分成三次聚会，每次有一百多人，是北京一百多个家庭聚会中，人数最多的，所以很受政府注意。但袁相忱却不怕，他说：“神让我从监狱中出来，为的就是继续工作；我活一天，就要为神工作一天。传道人可以被抓，但神的话语却不能被捆绑。”（参提后2：9下）
袁相忱每天都有很多接待的工作，还要回很多的信。信徒来一是要书，二是寻求事奉主的路。有的信徒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带来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就给他们传福音，送小册子让他们回去看。袁相忱说，使徒行传就是教会的蓝图，开玩笑说：“把使徒行传读一百遍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还提倡，今天的教会要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主的脚步行。他对信徒说：“在中国教会目前的这个特殊时期里，惟一的方法就是家庭聚会，在家中事奉主。如果想有招牌、有组织，那就走错路了，因为有招牌、有组织的，就是人民团体了；而在中国，人民团体必需要党的领导。教会若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不是基督作头了。”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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