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稣的忠诚仆婢

  ——袁相忱夫妇

第三部份 “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24:15)

三、在河北的服事

  

  一九四一年春,袁相忱携妻带子听到列车员用铁筒的喇叭喊:“邯郸、邯郸”,袁相忱夫妇来到了河北省邯郸县,下车一看竟然是漆黑一片,只有两盏微弱的汽灯在闪亮着。他们踏着黄沙土地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临漳教会,那里仍然是没有电灯,漆黑一片,他们先洗脸洗脚。脚上也磨起了泡。他们作了感恩祷告,感谢天父把他们平安带到目的地。教会,求神保守,带领他们在这个禾场里抢救更多的灵魂,求神复兴这里的福音工作,求神祝福这里的福音工作……。虽然很累,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他们只是感恩。他们在这暂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吃完了稀饭,裴牧师派人用车把他们接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县,在县城东关的一座教堂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片充满泥泞的土地,下雨的时候遍地黄泥,天晴的时候,脚踩在地上,会有一路黄色的尘土随着你,鞋和袜子片刻就弄脏了。但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热土,到处是一颗颗饥渴的心。这里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东西也非常简单,每天就是小米粥、窝窝头、酸白菜,好一点的就是红萝卜。袁相忱曾与裴牧师一起作过一幅对联,来形容当时的饮食状况。

  上联是:“红萝卜,白萝卜,红白萝卜。”
  下联是:“稀米饭,稠米饭,稀稠米饭。”
  横批是:“顿顿如此。”

  裴牧师最喜欢喝小米粥,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 “小米缸”,裴牧师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还经常主动告诉别人他的绰号。每逢吃饭时,裴牧师总是与别人开玩笑:“猜猜今天吃什么?”说完后又用英语回答:“又是酸白菜!”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就一起快乐地吃饭。能吃得上酸白菜还算是好日子,一九四一年秋天欠收,庄稼打得少,结果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天天吃的都是糠窝头。河北南部盛产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面中做成花籽窝头,这成了他们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食。这些东西中国人吃起来都难以下咽,更何况是平时吃惯了面包牛奶的美国人。但裴牧师每次吃饭时都吃得很香,人们都没有什么怨言。虽然这里条件差,吃的远不如城市里的大米、白面,但他们不觉得苦,觉得为了主的工作,神的使命传福音,所以觉得心里很甘甜。相忱常对梁惠珍说:“真没想到你在这里跟我一起吃窝头。”惠珍答到:“这是什么话,为了福音工作,为了救灵魂,再苦我也不怕!”

  袁相忱与裴牧师以及当地一位叫尚志荣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河北省五个县布道,而梁惠珍在教堂附设的晨光小学教书。梁惠珍教小学六年级的课程,上课的时候就把儿子福音托给工友看管,下课后接着备课洗衣服,晚上还要带学生上晚自修,工作虽然累,但心里却很踏实。

  去乡间布道是很辛苦的。他们带着一个帐篷和一些简单用品,从县城出发后,逐村去布道。裴牧师与他们两个人一样,都穿一身中国最普通的黑色长袍,头上戴一顶矿工帽子,中间是用干电池的灯,因为当时还没有电灯,晚上就靠着头上的灯照明。每进一个村,先把帐蓬支开,安营扎寨,然后裴牧师就拿出一部手风琴,尚志荣就拉风琴,袁相忱敲鼓,开始唱诗歌。乐器声和歌声把人们吸引出来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三个人轮流讲。一个人在讲时,其他两人就在一边祷告。每逢赶集的日子,从各村来赶集的人川流不息,正是传福音的好时机。人们听到鼓声,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就纷纷从家中跑出来看他们。一看,原来是洋人来了,就围着裴牧师看新鲜。他们趁大家都围上来的时候,马上开始传讲福音。有时一天内每人要讲两三回,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那时正是日本占领时期,老百姓心中没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归主。对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约他们晚上来谈,或在大树下,或在他们的简易帐篷外,带领他们作认罪祷告。一直到很晚,他们才能进入帐篷内休息。至于吃饭问题,就随便凑合。他们大约在每个村子呆四五天,然后又去另一个村子,继续敲锣打鼓,巡回布道。每次从县城里出来,都要走五六个村子,一个多月后才能返回到县城。回到县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后就是用开水烫衣服,因为长期在农村,吃住条件差,所以身上长了虱子,但每次回来后,在县城也休息不了几天,他们又下农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走遍了河北南部的农村,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带给饥渴的人。

  在旷野的帐篷里,三个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区域,但却有着同样为主工作心志的人,藉着祷告,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裴牧师身为一个外国人,但他拥有的却是一颗坦诚的挚爱中国失丧灵魂的心。他常常彻夜为中国人流泪祷告,那一颗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两位中国同工倍受感动。裴牧师身体力行地带领了袁相忱,使他在实践中明白,神最喜悦的是爱人灵魂的心;神的工作不倚靠势力,不倚靠才能,而是倚靠神的灵才能做成。作为一个传道人,不在乎你有没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没有文凭,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爱人灵魂的心,有没有救人灵魂的托付。

  旷野从来就是锻炼神工人的场所,摩西在米甸旷野的操练,大卫在旷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预备的最好的教育场所;不经过旷野的学习,就很难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国农村这个旷野中,学到了他在神学院课堂里所学不到的一切,在这里神把空泛的知识化作一种与实际服事的工作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养别人的同时,更得着神亲自的牧养;使他们更多地经历神和认识神。

  “我与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这样告诉亦师亦友的裴牧师。他找到了中国福音化的路径:到农村去,那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颗颗单纯的心,有一个个濒临灭亡的灵魂。

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一年冬,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临漳等五县,以及附近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往返传播福音,他的足迹遍及了这十个县区的每一个村庄,每到一处都废寝忘食地传福音。他不仅适应了乡村的布道生活,而且还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条在农村传福音的决窍。农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们传福音时切不可说些高深的术语,要从最实际的问题入手,并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乱世之中有神的爱,让他们感受到惟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战争制造了无数的惨剧,但也为福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因为经受了战乱的人们才明白和平的可贵,哀痛中的人们才懂得幸福的含义。所以在短短的一年中,他们所传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添。每次相忱传福音回来都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报告得救悔改的人数,至少八、九个人,有时多到十几个人。他的喜乐是发自内心的。看到是神的带领、是圣灵的工作,他就不住的感恩。如经上所记:“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东漕城等地传福音,裴牧师留在城安县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偷袭美军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日美正式交战。因当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华北,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日本人就对在华的美国人动手,把美国人都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集中营。裴牧师一家四口也难幸免。日本人从城里套车来到城安县东关,闯入教堂内,带走了裴牧师一家人,还抢掠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皇协军,就是汉奸部队,还闯进了袁相忱夫妇住的地方,看到好一点的东西或者值钱一点的东西就抢。当时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没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妇的毛衣毛裤及皮鞋都抢走了,临走时还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只怀表顺手牵羊地带走。当时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岁,日本人进来之前,教堂的一个职工王珩跑进来告诉梁惠珍说:“日本人已经封锁了城门,不许自由进出,恐怕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到教堂这里来了。你还这么年轻,又带着一个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听说日本人正四处找花姑娘,你还是赶快躲一躲吧!”王珩叫梁惠珍在脸上抹上锅底的黑粉,然后把孩子交给学生刘树林,这时日本兵就来了,梁惠珍就往操场边的菜窖跑去,心里砰砰直跳。日本兵在后边拿着刺刀追赶,梁惠珍不停地祷告,“求主救我。”急忙跑进菜窖,在菜窖里不停地祷告。日本人带走了裴牧师全家后,又把整个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车离开,临走时还告诉看门的人,他们还会再回来。过了一会,日本兵果然又回来了,这次只是几个当兵的来,带着枪,站在门口站岗,表示已从美国人的手中接管了这个地方。教堂里已乱成一锅粥,裴牧师全家被带走后,教堂里还有几个传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该如何办。梁惠珍在菜窖里呆了几天,因为大家告诉她,现在还不能出来,日本兵还在门外,随时都会进来。每餐饭大家都帮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担心袁相忱,不知山东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和这里一样?好在日本兵并没有再进来找麻烦。教堂里的人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在毫无办法中只能向神切切祷告。

  袁相忱在山东也同样遇到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日本人在山东的做法比在城安县文明一些罢了。当袁相忱骑车传福音到了山东的范县,也就是与城安县相临的一个属山东的小县城时,他住在宣圣会在范县的一个小教堂中。夜里,日本人来了,还带着翻译官,把在里面的传道人都叫醒后,宣布这里己由日本人接管,属于中国人的东西都可以带走,属于美国人的东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这种情况,就想大概城安县的总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着妻儿和教会的同工们,尤其是裴牧师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县,进城门时,发现日本兵己荷枪实弹地站在城门口,并且规定:每一个进城的人都要接受检查,并向日本人鞠躬,才能进入城内。接受检查无所谓,袁相忱在范县时已被检查过,也没拿什么让日本人敏感的东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从此以后袁相忱就很少进城来。

  袁相忱来到东关教堂门外时,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枪把守着,就知道裴牧师一定已被他们带走了,但里面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难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围转了转,希望碰到一个熟人或是从里面出来个人,好让他能了解一些情况,不致于冒然进去。但等了一会,既没有碰见一个熟人,也没有看到有人出来,他就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脱了长衫,摘下礼帽,只穿着里面的短衣服,如同当地的农民一样的打扮,放下自行车,走到教堂门前,向日本兵说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听不懂,但马上就叫来一个翻译,袁相忱又对翻译说:“我是中国人,是这个教堂的传道人,里面也有一些中国人,我要进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该如何处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么回家。”翻译是个东北人,还是通情达理的,跟日本兵说了一通后,就让袁相忱进去了。

  袁相忱一进去,里面的人都立刻围上来,大家劫后重逢,悲喜万分。袁相忱看着妻子脸上的锅黑,又看着在妻子怀中熟睡的儿子,连声说著“感谢神!感谢神。”同工们告诉袁相忱,裴牧师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去了,但目前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又为裴牧师一家人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平平安安地在主的里面。接着又讨论起人员的分散问题,袁相忱说:“愿意回家的,并且家远的,就先把教会剩下的钱作路费,按路程远近平均分配。”教堂被封,很多人都愿意回家,再寻找事奉的途径。教会剩下的钱很少,根本不够大家的路费,但大家都没什么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没有要钱,以为是他知道钱不够,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后,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币,给袁相忱说:“你拖家带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么远,我给你五块钱作路费吧。”袁相忱说:“我不回去,我还要留在农村传福音呢。”尚青梅听了这话很吃惊,他以为袁相忱是跟着裴牧师来的,现在裴牧师不在了,袁相忱也该回去了。但袁相忱到农村来不是跟着人,而是顺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师在也好,走也好,他都会继续留在农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惊奇,就对他说:“ 我真的不回去。农村这片广大的禾场还等着我呢!现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我怎么能离开呢?”尚青梅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决心感动了,就对袁相忱说:“既然你已决定不回去,现在教堂又被日本人占了,你就干脆住到我家吧,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尚青梅第二天就从家里套了一辆牛车来,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离城安县八里远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间小西房中安下了一个简陋的家。从此,他与农民同吃同住,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袁相忱给女儿取名为袁安湖。“安湖”这两个字就取自于城安县北散湖村的地名。这是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多年以后,一说起女儿的名字,袁相忱都会讲述一番北散湖村乡亲们的真情厚爱。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县北散湖村办起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因为在城安县的教堂被日本人占了,在农村又不可能有钱盖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养,信徒不能停止肢体生活,于是聚会就转入家庭中。每天晚饭后,袁相忱的小屋里就坐满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带着大家唱诗歌。农村的人大多不识字,更不识谱,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复教唱。唱完诗歌后,就由袁相忱讲道。有时是他带领大家一起查经,从使徒行传开始查,因为这是教会的蓝图。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乡亲们都很爱来这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小屋,爱逗袁相忱的一双小儿女玩。有时候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也都来请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妇不论事情大小,乡亲们随叫随到,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他们总是毫不推辞。梁惠珍还义务教乡间的妇女们认字,读圣经。乡亲们总是夸梁惠珍贤惠能干,每逢这时,梁惠珍却说:“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干,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教会我很多生活上的学问。”梁惠珍说的是实话,这个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娇小姐,此刻已在农村磨炼成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生完女儿后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传道,她就下地自己烧火煮饭。

  她每天早上清晨五点就下地,在高粱地里摘高粱叶子,也就是将高粱最外边的那一层叶子剥下来,晾干,再用来烧火做饭或取暖。娇小的梁惠珍要踮着脚才能够得着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叶子从顶上直剥到根部,再扯下来放在地上,接着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后,还要把叶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阳出来的时候,再把这些叶子都背回家里,摊开来晒在院子里。高粱地离她所住的地方最远有五里路。开始是二、三里路。近处的高粱叶子摘完了,只好到远处去摘,越摘越远。家中的大孩子由赵大娘看管,三个月的女儿在家用蚊帐裹着,两边用枕头压着,喂饱孩子,梁惠珍就出去摘高粱叶子,一走就是二、三个小时。一次梁惠珍回来,把高粱叶子晒在院子后,一进屋看到炕上的孩子不见了,一个枕头在地上,孩子也在地上,变成泥孩了。孩子被哭的泪水、汗水和急哭时的尿与地上的土混在一起,衣服也是泥,变成了泥人。梁惠珍一看,心疼得眼泪流出来了。忙把女儿抱起来,把背心脱了,竟洗了四遍才干净。孩子一直在抽泣,梁惠珍更心疼孩子了。但她想到,为了主的缘故,感谢主的看顾,孩子没摔坏,只是弄脏了衣服。当袁相忱回来,知道此事时,逗得他哈哈大笑,说:“感谢主孩子没摔坏,以后你不要走得太远,少摘些,够烧就行了。以后就把孩子尽量往床里边放,免得再掉下来。”

  梁惠珍每天都要来回走几趟,并且还背着湿的高粱叶子,因为这些高粱叶子就是他们全家烧火用的,做饭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远远高过梁惠珍头顶的高粱地里,她用自己一双娇嫩的手,担负起了生活的担子。早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头发,沾湿了她的衣服。从地里出来时,梁惠珍已不是那个玉指纤纤的女孩子了,而是一个被露水沾得像是从水池子里捞出来的标准的农家女人。她不住祷告、靠主加给力量:“主啊,你帮助我。”她在这片土地上锻炼着、成长着,不论是在灵性上,还是在生活上,这一时期她都有了一个大飞跃。也是由于那一段时间过度地劳累,梁惠珍背负了远超过她身体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尤其是因为长期用肩扛那些又湿又重的高粱叶子,致使右肩变形,日积月累更进一步地形成了轻微的驼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亲写来的一封快信,信中说父亲因患肺病,已经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后,就与梁惠珍商定:夫妇二人立即带上女儿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亲,儿子福音则留在农村由邻居照管。这样决定一是因为袁禹庭见过了孙子福音,但还未见过孙女安湖,让老人见一见,也了却一桩心愿;二是因为袁相忱觉得父亲年纪还轻,才刚五十岁,说不定能好转起来,他们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走来走去了。于是他们天妇俩就带着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长年嗜酒,且生活不规律,对身体损耗很大,虽刚过五十,但肺病却很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对肺病没有好的医疗方法,所以袁相忱回来时,袁禹庭已经是走到了生命最后关头的病人了。医生只嘱咐家人好好照顾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言外之意就是已经没什么好办法治疗他了。袁禹庭见到孙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儿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时他已不能多讲话,儿子媳妇向他传福音,他就点点头。袁相忱回家一个多月后,河北农村的教会又来信,催他回去工作。他与父母及妻子商量后,决定留下妻子和女儿陪父母,自己一个人先回去,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来。没想到袁相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面。他走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儿媳梁惠珍在病榻前殷勤服侍,还不停地向袁禹庭传福音,袁禹庭听了不停地流泪。梁惠珍对袁禹庭说:“我们信了主将来在天堂,上帝会擦干我们的眼泪,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我们要求主救我们……。” 袁禹庭连连点头,表示信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求神赦免自己的罪。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传福音。埋葬完公公后,梁惠珍又立即带着女儿回到河北农村,与丈夫继续在农村服事。

  袁相忱在农村的聚会点越来越多了。他从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间里苦苦耕耘开始,逐渐地恢复了广平、卫县等原有的家庭聚会点,更是与弟兄姊妹详细交通。不久,各县农村的小聚会点就零星地建立起来了,袁相忱就去各聚会点带领聚会。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时期最好的同工,他常与尚志荣一起骑着车在乡间往返布道。当时正是日本占领时期,袁相忱一向对政治毫无热忱,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是传福音,只要环境许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许多人劝他:现在世道这么乱,农村又这么苦,你还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稳稳过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挺好吗?袁相忱回答说:“我这个人,只适合做传福音的差事,世道乱,更要赶快把福音传开。我是传福音的,只对传福音感兴趣。”
梁惠珍在家经常为两个题目祷告,第一为得救人数的加添祷告,第二为相忱的安全迫切祷告。相忱在路上的时候,屡次被日本兵拦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们是传福音的之后,就把他们放走。那时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出来活动。袁相忱与尚志荣在外出的时候,身上同时会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的两种钱票,因为如果碰上日本人,你身上只有八路军票,他就以为你是八路军,会引来很多麻烦,对福音工作不利。若是只带日票,碰上八路军时,又会被误认为是汉奸,同样不好。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两种钱,各有不同的用处。但不论碰见谁,他们都会坦言:“我们是传福音的。”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被刁难。

  一次他和尚志荣两个人正在乡间走着,忽然就听到前面传来枪声,他俩连忙跳下自行车,一边往前走,一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扔出去,因为不知道前面来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该拿什么钱,所以索性把钱都扔掉,免得麻烦。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军,真是虚惊一场。八路军对他们非常好,知道他们把钱都扔掉时,很同情他们,就请他们到山上的营部烤火,又请他们一起吃早饭。他们看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听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过早饭,郭司令还派人护送他们下山,嘱咐他们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从袁相忱从城安县东关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后,他就很少再进城。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城门都由日本人把守,进城时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乐意,所以搬出来后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绝不进城。第二个原因是袁相忱来往信件较多。一次他去县城里的邮电局取信时,一个在邮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紧张地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今天在您的信中发现了八路军的抗日传单。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告诉日本人,这可是很严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过信一看,里边有一大叠抗日传单,看看落款和邮出地址,根本不认识,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确实是他的。在邮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对他说:“这几天日本人查抗日传单办得很紧,你最好不要来了,免得惹麻烦,耽误神的工作。以后有你的信,我想办法托人带过去。”袁相忱一听,觉得有道理,所以此后就很少进城。当然,袁相忱不进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闲暇。他实在太忙了!农村的信徒由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看不懂书,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养,需要传道人在口头的传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劳。袁相忱就在乡间不同的聚会点中跑来跑去,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使得他一个月中有二十天的时间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给梁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卫县北皋村所建立的聚会点,人数越来越多了。信徒们没有什么文化,却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几天,走的时候信徒们都依依不舍地嘱咐他:下次来的时候多呆几天,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呢。袁相忱每次从聚会的地方回来,都会满怀感恩之情地对神说:“神啊,农村才是最好的神学院啊!信徒们的火热常使我觉得对你是多么地亏欠。”最后因卫县的工作渐渐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中心点,又有卫县的弟兄姐妹们热心为他们预备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于一九四四年秋搬到卫县的北皋村。他的第三个孩子袁福声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村旁有一条幽静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涨起来,又消下去,农民们就开始耕田犁地,撒种插秧了。袁相忱一身农民打扮,每天与弟兄姐妹们一道下田,一道收工。农田里的细活袁相忱始终干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了“手扶着犁向后看”(路9:62)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里的农民是如何撒种、如何浇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庄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从最初的点点绿意,一直生长成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话不会错:“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126:5)。田里的庄稼熟了!耶稣对每一个信靠祂的人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祂的庄稼”(太9:37-38)。那庄稼的成长过程多么像信徒的灵命长进啊!灵程的复杂过程被主耶稣用一个如此恰当的比喻就说明了。只有创造万物的主宰才能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奥秘与关联,才能一语中的地说明万有的本质,其实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证明神自己的存在。(参罗1:20;伯12:7-9)

  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神藉着祂手所造的大自然启示祂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树荫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会场所,边犁地边唱诗是对神最好的赞美。在这里他与农村的信徒们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帮农民铡草,喂牲口,还护送因病需要住院的乡亲去邢台。他像这里的每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种五谷杂粮,吃粗茶淡饭;他不再是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袁先生了,他是农民们信赖的袁弟兄,是裹脚老大娘能够和他搭得上话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学校里教书。所谓的“学校”也就是只有几个孩子的一间房子。她教孩子们认字、画画,向他们传福音。淳朴的孩子们深深地喜爱梁老师,喜欢听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们去北皋村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姐妹。她向他们打听,是否认识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说“认识”。北皋村的老姐妹告诉他们:“当年就是袁相忱向我们全家传的福音,我们都信了。梁老师曾经做过我的老师,她教我的诗歌我现在还记得。”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农村这片广大的禾场里,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他得到了神所赐的异像,也顺着这异像奔跑,他找到了一条神所赐的传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组织,不接受任何人或组织的奉献,不倚靠任何势力,只单单地信靠神,以传福音为工作,传福音的就靠福音养生。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人生活最困苦的时期,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却以祂的大能养活了祂的工人。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参诗23:1)

  在农村的这几年,因为工作繁忙,袁相忱只是在一九四二年父亲病重时回过家一次,也只是住了一个月。虽然当时父亲已病危,但为了福音工作的缘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农村。作为独生子,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守候在父亲身旁。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母亲和外婆相依为命,靠以前的积蓄过清苦的日子。不过,每逢过年过节,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亲人,更为他们至今不肯相信耶稣基督而难过。他是传道人,在外面传福音使别人的灵魂得救,可是自己的亲人却还正走向灭亡的边缘。他心中焦急,屡次写信,但母亲都没有表态,他就惟有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亲人流泪祷告,求神使母亲刚硬的心回转,求神救母亲和外婆脱离假神的束缚,脱离魔鬼的捆绑。每年过年,大年三十,大家都在院子里放鞭炮,梁惠珍在床上喂奶,袁相忱却想到父母,每逢佳节倍思亲。袁相忱不仅是想念父母更为父母的得救归主流泪迫切祷告。等家人都睡后,袁相忱就独自坐在灯前,为家中的母亲和外婆彻夜流泪祷告。从他自己信主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他为家人祷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没有一点起色。母亲佛照拜,香照烧,麻将照打,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依旧,对儿子的不理解依旧。袁相忱对神说:“主啊,你应许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我信你的应许,但我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信心渐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这小信的人,并赐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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