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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
（诗139：13）
二、学生时代
袁禹庭初去真光电影院任职时，是负责收门票。干了一段时间后，袁禹庭自己写了一份英文简历，送给华北电影公司的经理。经理一看，才发现原来老袁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并且懂英文，收门票太可惜了，就把他调到办公室，负责进口片子的审核。袁禹庭的收入、住房都比以前好了很多，就在一九二七年秋把儿子接来，送进电影院附近的一所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他之所以把相臣送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是因为学校离电影院近，从东华门穿过金鱼胡同，就到了米市大街的学校，免得接送；二是因为教会学校从小学起就教英文，袁禹庭想让儿子多学英文，多接受好的教育，与信仰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于是相臣就离开母亲和外祖父母，与父亲一起来到北京，继续读小学。
相臣在青年会学校开始读四年级。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在他眼前铺开了。青年会的学校实行会员制，凡入校的就都必须入会。青年会的会员以缴纳的会金多少分为几个等次，有甲种会员、乙种会员、丙种会员。缴付的会金越多，可享受的权益越多，这权益就是学校的活动设施，如免费的羽毛球场地和器材，免费在学校浴池洗澡等。学校里让他最觉得新鲜的东西有两样，一是有一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女老师，教相臣学他一窍不通的英文；另一个是学校专门有一门课叫《圣经》研读，课上讲一些圣经章节，还要求学生背诵部分章节。相臣在这里开始知道了耶稣的名字，也知道了一些基督教的基本常识。背书对相臣来说轻车熟路，但英文课倒是激起他很大兴趣。他很认真地跟着那位中文名叫萧安娜的美国老师学习，从发音、字母开始，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萧老师也很快就特别喜欢上这位插班的学生，觉得他聪明、听话，又有语言天赋。萧老师总爱让相臣回答问题，渐渐地他们师生之间开始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默契。相臣的各科成绩都非常好，他身上在天津养成的玩性和野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改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学习认真的好孩子。他的英文作文成绩非常好，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诵读；他的英语作业工整，干净，常披挂在墙上展览。他很快就因学习好、听老师的话而被选为班长，成了老师所器重的好学生、好帮手。
不久，一位叫石天民的男老师又开始教相臣的国文课。所有的老师都是喜欢好学生的，这位姓石的老师也很快就喜欢上了相臣，而相臣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细心观察这两位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两位老师与其他老师的不同之处：别的老师言谈行为随便，但这两位老师对学生和蔼却又恪守规章；别的老师下课了就是聚在一处抽烟聊天，而这两位老师却不参加那些粗俗的闲聊，下课后就认真地备课；别的老师有时对学生粗暴，而这两位老师却对学生和颜悦色；别的老师有时发牢骚，这两位老师脸上却总带着喜乐与平安。他感觉到这两位老师与别人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因相臣的妈妈还在天津居住，相臣是与父亲一起住在电影院里的一个小房子里，所以两位老师更关心这个母亲不在身边的学生。相臣经常到萧安娜老师家中玩，了解到萧老师原来是传教士，因嫁给一个姓萧的中国人，母会就与她断绝了经济支持关系，现在靠教书维持生活。人们就按她丈夫的姓，称她为萧太太。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袁相臣因常去她家里玩，就被其他同学戏称为萧太太的干儿子。在那段时间里，萧老师给了相臣母亲一般的爱和关怀，她和相臣在师生感情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忘年式的好朋友的感情。相臣对她无话不谈，她也常劝相忱要真心相信耶稣。那时相臣嘴里不表态，心里却在想：“我在课堂上听听圣经教训就够了。我不能信这外国人的洋教，我还要光宗耀祖，做国家栋梁呢！”
一九三零年秋，相臣升入高中，还是在青年会的这所学校。十六岁的相臣个子长高了，但依旧很瘦弱。他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人，学习成绩好，爱好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跳高、滑冰，样样在行；也爱出风头：学校的一些公开活动，如演讲比赛什么的，总能找到他的身影。此时他已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青年了，开始思考一些比较长远的问题，对政治、对社会有积极的参与意识，但又只是处在纸上谈兵的初级阶段。当时正是民国时期，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大行其道，相臣也很时髦地成为三民主义的拥护者。他非常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救国主义。他开始大量地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总理遗训、建国大纲、中山全书等，一一细读，其中的一些篇章甚至能背下来。袁相臣接受了新思想后，就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审视人生。他首先对自己的名字深深地不满，觉得“相臣”两个字太腐朽了，流露着晚清的腐味，做为一个有新思想的人是不能要这种名字的。但这个名字大家己叫熟了，在教会学校也用了好几年了，忽然改一个全新的名字也不太合适。想来想去，他就自己把大臣的“臣”改为热忱的“忱”，发音虽相同，但整个意思却改了，少了腐朽的味道，多了一股年轻人的朝气，但“相忱”这个名字却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了。这个名字也成了他从十六岁起使用至今的名字。当时教会学校的校长蔡八全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他看相忱对三民主义如此追求，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吧。”但这事终因相忱年龄太小而搁置不提。
与此同时，萧安娜和石天民两位老师也更积极地向相忱传福音。石天民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亲密同工，他多次把相忱带到王明道的聚会点去听讲信息。相忱就是这样在一九二九、三零年就认识了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在外租房子聚会，相忱开始不想去，但碍于两位老师的面子，又不好意思直接说不去，每次去了总是站在最后边，看着那么多人在前面祷告，就觉得他们真可怜、真愚昧。每次听道他都觉得好笑，他听的目的是想找出破绽来驳斥给他传福音的人。每次去听道，他都看王明道先生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就很佩服王先生的口才，但也仅仅是佩服他的口才而已。至于其它嘛，相忱就想：“别看你讲得好，讲了半天都是空话，都是在说天书，根本就没有神，你讲得再起劲也是没有神。”王明道先生在讲道时对罪的斥责让相忱听起来也不舒服，他认为王先生说得太玄乎了：一个小孩子，又没犯什么大错，没被法院抓进去，怎么会有罪呢？说每个人都犯了罪，为什么法院没把每个人都抓进去？既然没被法院抓进去，就不能算是犯了罪。每次听完道，石先生和萧太太都问他感受如何，他都摇着头说：“根本没有神。如果你们能拿出来让我看看神是什么样的，我就信，如果现在叫我肚子疼，我就信。可现在我肚子不疼，所以我不能信。”石先生和萧太太看到这种情况，也不和他争论，惟有为他祷告。
这个十六岁的刚硬的青年人，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在初步思考人生的时候，陷入了一种青春的迷惘；他不停地涉猎各种书籍，但有三个问题始终找不到答案。一是他无法解决自己心中莫名的烦恼，那种烦恼老是困扰着他，使他觉得生活没意义，甚至想自杀。他一次次地反观自己的生活环境，实在找不出烦恼的来由，但烦恼又确确实实地无时不折磨着他。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很爱惜他，当时父亲工作很稳定，生活丰衣足食；他自己的读书成绩很好，与老师和同学相处融洽；因父亲在电影院工作，所以他还可以随便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在这种无忧无虑的环境下为什么还会有烦恼？袁相忱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种烦恼有时使他痛苦到极点，甚至想以死来解决。有一个下午，他照着从书上看来的自杀样子，双手各拿一根大铁钉子，准备往电源的插孔里插，就在双手伸向电源的一刹那，忽然有一个声音从心里响起：“袁相忱，你这样做，对得起父母吗？难道他们就白白地养你一场吗？”于是，伸向插座的双手就慢慢地缩回来，但心中的烦恼和悲观情绪依然滋长、挥之不去。
袁相忱解决不了的第二个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战胜罪恶的引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家庭被罪恶所苦害的伤痛，也看到了许多年轻人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很纯正刚毅，但一进入社会，很快就被同化，在大染缸里腐化堕落了。他深深地恨恶罪恶，渴望自己将来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如荷花般入污泥而不染，做一个邪恶社会中正直的中流砥柱。但他自己也明白，靠自身的力量来对抗社会的潮流，简直是以卵击石。那么，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他不停地寻找着，不停地失望着。
袁相忱无法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人死了以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到底有没有鬼怪，有没有灵魂呢？人死后难道真的就是与草木同朽，一了百了、就此拉倒吗？ 带着这一连串疑问，相忱开始对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作苦苦的寻求。
他首先从传统的宗教入手，希望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对社会有较深影响的有两大传统宗教，一是佛教，二是儒教。袁相忱以他十几岁的青年人的眼光，开始分析这两大宗教。他认为佛教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但佛教消极出世的人生观不符合他光宗耀祖、振兴国家的远大理想，所以佛教也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儒教中不提将来的事、死后的事，只讲忠孝礼仪廉耻、三纲五常，这也不能解决他对人死后将何去何从的疑问。最后袁相忱又把目光重新转向就在身边的基督教信仰。经过教会学校几年的耳濡目染，尤其是石、萧两位老师的引导，相忱对基督教教义已基本了解。他承认基督教在伦理方面是无比的，是个很不错的人生哲学，但却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仍然认为这是洋教，中国人不能信。当然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没有认识神，还不相信神的存在；他还顽固地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没有。科学一天天地发展，人类思想也会一天天地进步，再过十几年，等这批老信徒死了，就不会再有人相信基督教了。
这一时期，袁相忱不停地寻找、失望、再寻找。他对任何新鲜的观点理论都感兴趣，但任何观点理论都不能使他长久地彻底满足。
一九三一年冬天，袁相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圣诞公宴，这是一个任何学生都可以参加的晚会。吃过饭后，大家举着蜡烛唱了几首圣歌。唱过歌后就有一个姓王的公理会的牧师来到每个人面前，给大家施点水洗礼。王牧师没有问：“谁愿意受洗？”他直接就过来，挨个给大家施洗。袁相忱也受了洗，但他并没有真心相信。
转了一圈，相忱依然找不到答案。他依然处在极度的痛苦、烦恼之中，心灵的空虚使他生活在一种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黑暗中。他知道人需要信仰却又拒绝真正的信仰；苦苦寻求却又不相信独一的真神；干渴难耐而却又不肯喝生命之水。他在爱中却感受不到爱，在安全中却没有平安，在舒坦中却没有喜乐。他知道自己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来感染、来充满，但却找不到方向。他像所有寻求真理的人一样，走过了一条很痛苦的心灵历程。
然而，心灵痛苦的人有福了，因为寻找的就必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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