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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伯23：10）
六、东北十四年监狱生活（1966年春──1979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袁相忱和其他二千多名犯人，又坐着火车，来到东北黑龙江。袁相忱对黑龙江已不再陌生了。六年前，他曾在这里短暂地停留一年多，六年之后，他又再度踏足这块神秘的黑土地。这次的目的地是音河，位于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旁，是一块很荒凉的土地，原名为“阴河”，意思是阴森恐怖，传说其中有鬼怪出没；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特意改名为“音河”，是一个新开辟的地方。刚去时只看到一片空空荡荡的土地，他们先在地上铺草睡觉，第二天，犯人们就开始为自己盖监狱。同样是先做砖，做好砖后再盖房子。因为六年前在东北兴凯湖已经学过了盖房子，所以袁相忱此刻已成了熟练工人。初去音河时，虽然已到三月，但那里还是零下三十多度，漫天尘土袭来时，天昏地暗。每顿饭每人分一份高粱米饭，至多有四两，另加一碗菜场。晚上睡觉时冻得缩成一团，每逢刘浩觉得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袁相忱就安慰他：“这不算苦。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才叫苦呢。要挺得住！”袁相忱也经常把自己的饭菜拨一些给刘浩，并说：“你多吃点，别客气，我饭量小，够吃了。”其实他也不够吃，但他自己在困境中，还懂得体恤别人。
在音河劳改农场，因为是新建的点，所以对犯人的管理比较自由。吃的还是高粱米、黑土豆，穿的还是每年发的一身棉裤棉衣，共有七斤重，能立起来，还有每年发一身白粗布褂子。袁相忱很快就完全适应了东北监狱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文革的动荡传到监狱中，监狱外到处是一片“打倒”声，监狱内也不能幸免。监狱管理层为了表示对重刑犯的惩治，就把重刑犯收监管理，袁相忱就从音河农场被调去齐齐哈尔监狱中，接受严格的监狱管理。在监狱里，虽然管理严，不如农场自由，但生活环境好了，伙食好了，劳动也轻省了。袁相忱被分配在铰丝组，做螺丝钉。做螺丝钉对袁相忱来说虽然是个新工作，但比起在农场挑土来，要轻松得多。
如果一九六六年不去东北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袁相忱很有可能被活活折磨死，活也活不了，这真是神特别的安排，特别的保守。东北监狱里虽然也有文化大革命的风波，但比起北京的监狱，比起监狱外面，简直只能算是小儿科。但作为反革命份子，袁相忱仍未能完全逃过这次运动。
那时监狱里天天组织学习，每天两个小时，听完广播要发言，还要有人做发言记录。大约是六八年，袁相忱在听完广播后说：“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刘少奇的消息，难道共产党里面也有党派吗？”这本是他随口发的一句感叹，没想到却被人报告了。第二天监狱领导就来了，问袁相忱是不是真说过这些话。袁相忱说，“是”。领导就说：“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在这里解决。我们一直忽略了你的思想状态，现在郑重地问你：你现在还相信不相信你的上帝了？”袁相忱说：“我还相信。”领导横眉怒目地斥责说：“看来这句话真是你的反动思想的大暴露。再问你一次，你还信不信？”袁相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还信。”监狱队长就说：“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份子，你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会上所能解决的，必须要从严惩处。”于是立即派人将袁相忱关入小号，单独禁闭，命令他每天除规定的睡觉和吃饭时间外，都要盘腿坐着，老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的问题。
所谓“小号”，就是监中之监，狱中之狱，是一间长、宽各不足两米，没有窗子，只在牢门下部接近地面之处有一个小方洞的小牢房。袁相忱被押进小号单独禁闭之前，监狱队长叫人把袁相忱衣服上所有的扣子都剪掉，把裤腰带也拿下，怕他在禁闭期间吞食扣子或是利用皮带自杀。狱方经常派人从牢门的间隙察看袁相忱是否按规定的姿势好好坐在那里反省，有没有其它违纪行为。小号又称为“一米屋”，房子很黑，白天都得开电灯。人可以站起来，但不能走动，因为空间太小；这样的空间里有时还要关两个人。其他被关的人都是只关几天就放出去了，惟独袁相忱一关就是半年。被关在小号里的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吃饭时有人从小方洞递进食物，早晨有人从小方洞递进来湿毛巾，袁相忱就用湿毛巾擦一擦手和脸，就算洗脸了。大小便都不准出去，一律都要在牢房里的马桶里方便，再加上牢房里不通风，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了。
袁相忱就是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小号里蹲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禁闭，半年没有见到阳光，半年没有被放过风，半年没有用水洗过脸和手，更谈不上洗澡了，半年身体得不到活动，半年没有换洗过身上穿的衣服，已经生满了虱子。这些毫无人道的折磨，对袁相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他那本来瘦弱的身体，经过这半年的折磨，就更加瘦弱了，眼睛视物已模糊不清。在关小号的半年之久，是神所赐的毅力，促使他坚强地挺过来。半年之后，当他被放出小号的时候，因长时间地盘腿而坐，又不能活动，他的腿已不能走路，要扶着墙才能站住，身上虱子成堆，眼睛也不适应太阳光的照射，几乎成了一个残废人。但他被放出小号后，在狱中生活和营养极差的情况下，身体却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恢复速度令同监的犯人都感到惊奇。这是神又一次在他身上施行了神迹奇事。
一九六九年春天，齐齐哈尔监狱的人也满了，领导就考虑要新开一个监狱，作为齐齐哈尔监狱的下属部分，这就是后来的黑龙江嫩江地区肇源县革志监狱。革志监狱与大庆紧挨着，现对外称为矿山机械厂。袁相忱和另外一千多名犯人，就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创业。像以往一样，他们先是住在帐篷里，帐篷外围用铁丝网圈住，犯人就在铁丝网内活动。他们照旧是先烧砖，后盖房，盖好房子后才从帐篷中搬进去住。此后，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开荒种地，在农田里干活。当时革志还是一块荒地，到处是坟墓，他们要先把坟墓挖掉了，土地平整了，才能撒种种东西。袁相忱被分配在专门负责开荒的一个小组中，就是要使荒地平整，适合种庄稼。他干的最多的就是拔草、挑石头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因为革志监狱没有正规监狱那样死板的看管，所以给人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袁相忱在革志监狱里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吴慕迦。吴慕迦是不肯参加“三自”的十一个代表中的一个，是由外国传道人带大的。长大后，又被送到山东腾县华北神学院读过书，也在东北白城子教过书，后来在北京二条传道。五五年因拒绝参加“三自”被捕，判十五年徒刑。吴慕迦与袁相忱被捕原因相同，并且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战壕里出来的，理应非常亲近。袁相忱是在种甜菜耕田的时候看见吴慕迦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老熟人，袁相忱别提有多高兴了。当时袁相忱在耕田，吴慕迦在另一块地里插秧，他低着头，没有看到袁相忱。当时监狱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袁相忱和吴慕迦不是在一个生产小组里，平时也没有见过，这次不知怎么会这么巧。袁相忱就想：“我该用什么方法让他注意到我在这里，但又不被其他人发觉呢？有了，我用唱属灵歌曲的方法来和他打招呼。”于是袁相忱就大声地唱：“主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吴慕迦听到歌声后果然抬起头来，看到了袁相忱，但又马上低下头去。袁相忱以为他一定会接着唱，因为他正迎面走来，可是他没接着唱，袁相忱又唱一遍，吴慕迦还是不开口。袁相忱觉得很奇怪，在那时碰见基督徒是不容易的，更何况还是老熟人，是因为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受牵连的共患难者。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们又有几次接触，没有人的时候，袁相忱就把话题往信仰上引，但发现吴慕迦一点也不提信仰，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袁相忱带了补靴子的东西，借给他用，到过他们的小队，发现他跟看守处得很好，别人叫他吴老师。袁相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不一定都能坚持到底。
一九七三年，革志监狱中又要分出一批人来，去革志监狱三十里远的一个地方开荒。那是一个专门用来种水稻的地方，约有四百五十人被调去这个仍属肇源县，但与吉林省仅隔一条嫩江的旷野，袁相忱和刘浩都在其中，袁相忱被分配到水田组，刘浩被分配到大田组，从此两人的谈心机会就少了。
黑龙江省第一监狱按政策办事，队长是个复员军人，没什么知识文化，认为基督教都是美国特务，但因袁相忱在劳动中表现较好，能吃苦，所以对他不错。解放军不敢杀鸡，袁相忱还帮他们杀鸡。领导想让他提高认识，提前获释，就把报上批评迷信的文章给他看，希望他也能反省後表态，争取提前释放。袁相忱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洋和尚。”队长就笑了，从此就不勉强他。在监狱中，袁相忱劳动认真，节约用品，节约粮食，常做记录员，但就是劳动跟不上。割水稻时，别人割一亩地，他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割五分地，所以达不到要求，不能立功，也不能减刑。当时还有一条减刑的途径，就是揭发、控告人，但袁相忱却从不揭发、控告人。他是无期徒刑，当时也没想到要出来。
袁相忱是近视眼，眼睛不好，干农田活就受影响。他本来就没做过农田活，所以速度比别人慢，尤其是拔草时，更容易出错。他分不清哪是草，哪是稻子，再加上眼睛不好，就把稻子和草一起拔出来了。七七年春天，袁相忱在除草时，因分不清稻苗和草，就把稻子的苗拔了一些。收工时，组长一看袁相忱拔的草，就发脾气了：“这是谁拔的？怎么把稻子拔出来放在这里？”然后就汇报给队长，队长就叫袁相忱去，认为袁相忱是故意破坏，让袁相忱反省，并接受严管处理。于是召开了批斗大会，袁相忱被推上台，接受大家的批斗。犯人们大声呼喊口号，震耳欲聋，有的犯人还跑上台去，揭发袁相忱，以求自己立功减刑，有的犯人则对袁相忱推推拉拉，动手打人。当时刘浩也在场，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找队长说情，说：“我们北京城里人都不认识庄稼，我自己也曾把稻苗当作韭菜。袁相忱绝对不是故意的，他是不认识庄稼，才把稻苗拔下来的。”队长听了，很生气，说刘浩是包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喝斥刘浩反省。
当时，袁相忱在批斗台上，却是态度自然，毫不紧张，大有旁若无人的架式。事后，刘浩曾问起他当时的想法。袁相忱说：“没有神的许可，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参路12：6－7；21：18）。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只当他们是一群疯子，让他们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参弗6：10），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东西所压垮。”
于是，袁相忱又进入了长达半年的严管时期。所谓严管就是监狱对付不听话的犯人的一种处罚：接受严管的犯人在行动的自由上比其他犯人严格，工作都有人监督，不许随便讲话，不许随便走动，基本上没有自由，但不如小号严。工作也变成又脏又累，以示惩罚。袁相忱就被派去做最脏最累的掏茅房的工作。被严管的犯人吃的也和普通犯人不一样，比普通犯人的还差，并且份量还少。
袁相忱的严管期快要结束时，正好他的第四个孩子福乐有机会出差去东北，他就顺便去看袁相忱。袁相忱五八年被捕时，老四福乐才十一岁，正在小学读书。他的成绩非常好，但苦于家庭出身问题，中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福乐出差到东北，要先经过北京。回到北京时，他和母亲商量，说想顺便去探望一下父亲。他和父亲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了。梁惠珍马上去商店买了很多罐头、点心、糖果之类的东西，福乐就拎着大包小包，坐火车起程了。他坐了一天一夜的快车，先到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换火车，坐到泰康，到了泰康，还要换汽车才能到达革志监狱。当时正是二九天气，哈尔滨市的气候为零下二十九度，呼呼的北风夹着尘土扑面而来，福乐顶着刺骨的冷风，好不容易找到汽车站，一看发车时间表，才知道原来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往革志，并且是早晨六点钟就发车的。他只能坐第二天的班车了。他随便找了一个小旅社，凑合着睡一夜，等着第二天再坐汽车去革志。那间小旅社是一间给拉大车的人停留休息的大屋子，里面乌烟瘴气，十几个人睡在一起，条件很差，白色的被子都盖成灰色的了，只有折皱处才能见到一点点白。福乐想，就这样凑合一夜算了，反正这里离车站近，明天一大早就可以去看父亲了。躺下去的时候，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忙着找车站、旅社，都还没吃晚饭，旅社里又没有卖饭的，只好忍着。他的背包里就有从北京带来的点心，可是他一块都不舍得吃。他想，父亲这么多年在监狱里，是多么不容易啊！自己若是吃一块，父亲就会少一块，还是留给父亲吃吧。自己还年轻，饿一顿没关系。他就合衣躺了几个钟头，早晨五点钟就来到汽车站，看见车站里有一个小饭店开了门，在卖面条。这小饭店是有车次、有乘客的时候才开门，昨天下午没有车次，所以就没有开门。福乐就买了一碗面条吃，六点钟就上了汽车。早晨八点钟，汽车到了革志，在一片荒地上停下。福乐下了车，看着周围的荒凉景象，不觉疼惜起父亲来。原来父亲就是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下车后，他问一个当地人，监狱在哪里？那个人告诉他，监狱离这里还有三公里远，并且不通汽车，比这里还要偏僻、荒凉。走三公里的路，对拎着大包小包的福乐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但很感谢神，当时的天气很好，前一天还是北风呼啸，但今天却一点风都没有，比昨天暖和多了。因为想着很快就能见到父亲了，所以他的心情也好多了，大步向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革志农场。福乐先到厂部去见厂长，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场长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和出差证明，才同意他见父亲。
福乐在接见室里等了约十多分钟，才听到外面有人喊：“报告！”队长说：“进来！”这是犯人进接待室的规矩。袁相忱进来了，头也没抬。队长就说：“袁相忱，你来看一下，是谁来看你来了？”袁相忱抬起头来，看到眼前有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但他不知道是谁，只觉得似曾相识，更不会想到是谁会来看他。袁相忱就问：“你是谁？”福乐忙叫“爸爸”，并说：“我是老四福乐”，袁相忱才猛然认出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自己的孩子福乐。他有些激动，眼里含着泪，走上前来，摸了福乐一下，说：“你这么远来看我。”队长看袁相忱有些激动，就说：“孩子来看你，你不要难过。你儿子来看你，你应该高兴才对啊。”福乐眼里也含满了泪，从父亲进屋的那一刻，他还认得父亲，但父亲却苍老了许多。十几年了，从袁相忱六六年离开北京监狱以后，他常常想起父亲，但都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这次看到父亲虽然苍老了一些，但精神还很好。队长叫袁相忱坐下，叫福乐坐在相距有两米远的地方，两人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当时袁相忱因拔草时把稻苗拔出来，正在被严管，队长就说：“袁相忱，你儿子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你要好好向你的儿子汇报一下自己改造的情况，把你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被关小号的事讲一讲；把你在狱中还搞破坏，在劳动时把稻子当作草拔下来的事讲一讲。你今后要好好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和你同时进来的许多人都已获得减刑，只有你，改造快二十年了，还是老样子。你以后要多向党和领导靠拢，不可抗拒，否则死路一条。”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福乐就在想，父亲眼睛不好，又没干过农田活，他怎么能分出什么是草，什么是稻子呢？袁相忱一直看着福乐，问他：“家里人都还好吧？”福乐就把家里人的近况一一详细地说给袁相忱听，并告诉他：“不用惦着家里，妈妈能够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你好好安心下来，不用挂记我们。”袁相忱点点头，又吩咐福乐，东北很冷，出差时要注意保暖。四十分钟的接见时间很快过去了，福乐忽然想起忘了拿出带来的东西。他赶忙把东西交给父亲，但队长说不能留这么多吃的，只准留下一点点。福乐就再三请求，对领导说：“我这么远来一趟不容易，请领导允许多留一点吧。”但队长还是不同意，福乐就只好把剩下的再带回来。袁相忱被两个人带走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心里很难过，不敢看福乐，怕一看福乐就忍不住掉眼泪。福乐也不敢看父亲，也怕自己忍不住掉眼泪。袁相忱走出接见的屋子后，福乐也就背着自己的旅行包，离开监狱，又继续赶路，到出差的地方报到去了。他到达哈尔滨后，并没有耽误出差的时间。安顿好行李后，立即就往家里打了一封电报，告诉梁惠珍：“我已平安探望了父亲，父亲一切均好，勿念，详情回家再叙。”因为他知道，妈妈这几天肯定睡觉都睡不好，一直挂记着他探望父亲的情况；打一封电报回去，可以让母亲早些安心。
在袁相忱二十一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涯中，有十六年的光阴是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度过的。他被捕的时候，瘦瘦的，戴个眼镜，被判无期徒刑。很多人都想，他在监狱那么差的环境中，呆不了几年就会死掉的。他被送到东北去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想，“恐怕我这把骨头是要交付给主，留在东北了。”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二十几年的监狱生活只是神对祂仆人的一个操炼，是为了以后更好地使用他。监狱不仅很好地保护了他的性命，还磨练了他的意志，锻练了他的体格。他为了主把生命全然摆上，但神却保守他的性命，不仅不受损伤，而且还比以前更健康。一般情况下，重刑劳改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跳江自杀，二是神经错乱，三是通过劳动锻练，身体反倒变好了。袁相忱是属于第三种。在荒无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袁相忱每天至少要干九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在如此恶劣、艰难的生活环境下，他却从来没有生过病，仅仅得过一次小感冒。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也使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去东北对袁相忱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时期，冰天雪地中没有一天不摔跟斗，又冷又滑。他在东北最常做的工作是挑土：一担土沉沉地压在肩上，挑土时必需挺直了腰，越是弯着腰，越容易摔跤。袁相忱就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锻练，直到八十多岁腰都不弯。长年吃素，对袁相忱那原本不太好的肠胃，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在东北袁相忱随劳改农场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名袁相忱已记不住了，也不去记；他想活一天算一天，死在东北就算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更没想到，还能继续为主做几十年的工。
面对不能用思维和理由解说的现实苦难，袁相忱依然不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从神那里来接受，是为了他的好处（参罗8：28）。所以在他心中，对共产党始终没什么怨恨。他定意顺从主的安排，所以每天能愉快地劳动和学习，是主奇妙的保守，使他平安地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岁月，而且又能够平安、健康地回来（参腓4：4－7）。这是神在他身上施行的一个很大的奇迹。
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袁相忱就每日默想以前背下的经节，有时还偷偷地用笔记下来，传给刘浩看。在他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中，有两首诗歌成为他的力量，激励他持守到底。一首是诗篇第二十七篇，一首是《古旧十架》。在每天劳动中休息时间，别人都回到屋子里喝水抽烟，他却站在屋外向神唱这两首诗歌，在歌声中重新得力：“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神所要的是忠心。袁相忱不停地问自己：“你能对神的托付忠心到底吗？”
北大荒的肃肃北风见证了神的仆人的祷告：“主啊，我若稍微偏离正路，立刻就能舒服，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所以坚定不移。我愿做你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也愿甘心顺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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