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架窄路

  ——大陆试炼烈火的亮光与见证
共患难

  妻子雪中送炭

  迁场到安徽才一个多月,不料妻子竟不远千里、不辞辛劳、不怕人的藐视、不顾个人安危,只身来场探亲,事先并没有通知我。(后来获悉她曾写过二、三封通知信,均未收到,估计是因为该地区荒芜已久,邮局早已撤除。)一天中午时分,只听得有人喊:“俞某某,你爱人来看你了!”我正在大帆布蓬下歇息,探出头来,果然不是开玩笑!也顾不得梳洗,就仪容不整、百感交集地迎了上去。

  劳改农场里的人,多半被迫妻离子散。还记得1958年刚刚关进收容站时,有一对夫妻结婚才五天,女方就哭哭啼啼地来到收容站离婚。大家都知道劳改人员若有百分苦,妻儿也少不了有八、九十分;亲友和他们划清界限;到处抬不起头来。为了她自身和子女少受欺凌而提出离婚,也在情理之中,谁能推诿?所以很少不离婚的,敢来劳改营探亲的就更少了,因为往劳改营方向走是一件最卑微、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更何况一个城市职业妇女(医生),怎么会想到除了廿多里路没有交通车、必须步行之外,还有七、八里比羊肠小道还难走的、多年荒废、坍塌的田埂小径呢?50-60斤(约55-66磅)的东西又如何背?还竟敢只身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千里行来?感谢神!他的灵在她里面催促,“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2:13)。

  主作她随时的帮助

  她说:“自从素贞阿姨去闽北看望你返来,述说了那种饥饿悲惨的状况,我就很想靠主的恩典克服困难,无论如何也要咬紧牙关,省下点食物去劳改农场看望你,但要有机会和各方面的条件才行。感谢主!不久,主将机会赐下。那是1962年8月份,医院里第一次规定一年可拿休假十天,给我安排在8月6日至16日。在这之前,用节省下来的粮票(其实在那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在社会上也吃不饱)买了面粉,婆婆炒了好几包,并拌上糖和猪油,又买了些耐饥的、军队用的压缩饼乾、黄豆粉,用省下来的肉票,买了几斤猪肉,自己炒成肉松,耐久不易坏。有的姊妹知道我要来看你,也送来一些省下来的爱心的乾粮。就这样,凑了60斤(约66磅)左右,装了一只火油箱(注:一种铁皮制油箱,1英尺见方,高1.5英尺)、一个旅行袋。”

  她又说:“两个弟弟崇架、崇耀送我到轮船码头入口处之后,就不准他俩进去了。我只身屏了一口气,停停歇歇,提到舱位上。我求主帮助我,下船时有可靠的人帮我提一提。感谢主,我舱位周围的几个学生模样的男生女生,都身强力壮(注:那时我妻子也年轻,才34岁)。他们没有什么行李,傍晚船抵芜湖,我祷告主,不要遇上坏人。主也听祷告,有两位男生乐意帮助我,把我的行李拿到船码头附近的小客店里。我紧张地跟在后面,一直守着这些食物,怕人顺手牵羊。到了客店,虽然疲乏,但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有一位小青年是本地人,他帮助我把行李拎到附近公车站,乘市内公车到长途汽车站,准备乘车到宣城。直等到下午才开车,到达宣城已经天黑了。一下车,人地生疏,没有人帮助。我走一段,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找到像住户人家一般的小客栈,一进去又要登记何处来、何处去、身份证明等等。他们一看我去军天湖农场,就明白一切了。宣城是小县,又像乡下,蚊子甚多,这样的环境,我哪能睡呢!厮守着我所带的食物,虽然是粗食干粮,却是救命的食品。

  “次日天朦朦亮,我离开客栈,把行李提到路旁。人生地不熟,不知哪个方向是往军天湖农场去的!我就左右打听。感谢主!正好主预备一位好心的老人,工人出身,还很有力气,他也要去农场看他的儿子,但和你不在一个分场。这位好心人乐意帮助我,替我挑了相当一段路,从城里挑到城郊。因他要往另一条路走,就把我的行李放在黄土路边。当时我已精疲力尽,只好站在路旁,等候机会。

  “感谢主!正好来了一辆卡车,我向司机招手求助,他看我孤身一女子,就停下车。我告诉他去向,并送他两包香烟(注:那时期流行的规矩,来时就准备好的),他开车带我走了一段,虽未达目的地,却指给我去军天湖农场的方向,然后他就驶往另一条路去了。我下了车,往目的地方向看过去,一片高高低低的丘陵地,不知如何是好?我又祷告主,求主帮助我,顿时看见不远处有两个成年男人,抬着一个大木柜。当他们走近时,我就问他们往何处去。他们告诉我去的地方,正是我要去的。我告诉他们,我要看谁,他们说认识你,和你在一个分场,我就请求他们可否帮忙抬两件小行李(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自己也在改造,对家属探亲十分同情,便欣然答应。他们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跑,满心感谢奇妙的主。我跑得快(那时还年轻),紧跟在后面,注目看我的食物箱和旅行袋。丘陵地区田园荒芜,田埂破损,零落不堪,高高低低的,十分难行,直到正午才到达目的地。其中一个人就高声喊:“俞某某,你爱人来看你了!”

  那时我们已吃过午饭,干部算是对家属区别对待,比较客气一点,给她一碗白饭及一小碗干部吃的酱黄豆。她折腾了两个昼夜,十分疲惫,也没有心情吃饭,就说:“我吃不下,谢谢!”我赶忙说:“要的,要的!”就吃了个精光。那天干部就把她安排在附近一个老乡家里,住了一夜以恢复疲劳。她给我煮南瓜充饥,又蒙干部特许,让我向老乡买了一只童子鸡,煮给我吃。8月9日早晨她准备动身返家,我必须步行送她回宣城长途汽车站。不送是不行的,因为有廿多里路,陌生而偏僻;乡间公路行人少,不便问路,而且必须经过大片农田,摸不清方向。我请示指导员,他却毫无道理地不批准,真是铁石心肠。我既报告过了,虽不蒙批准,仍决心送她,准备受处分了。我一路送她,途中还有二处公路小桥坏了(大概是山洪冲垮的),我就赤脚背她过去。一路上没有别的话说,只是勉励她依靠主度过艰难。在宣城汽车站买好车票,不等她上车,我就立即动身回程。来回四十多里,接近农场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天空渐入黑幕,四周没有灯光(当时那里还没有电),睁大眼睛仍是黑茫茫一片。庄稼田都一个样,分辨不出何处是拐弯口;又无人影,山上有狼出没,心里有些慌张,就大声喊:“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主,不料在远方有我们劳改营水库值夜班的人(注:丘陵地带的水稻靠水库供水,值夜班是防人偷水)。他们听见了,就打着手电筒走过来,指给我回农场的拐弯口。等我摸到队部,已快十点钟了。

  善良正直的妻子

  感谢主!“唯有贤慧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在婚事上尊主为大,带给我很大的祝福。记得青年时找对象,我不效法世界的标准,曾禁食祷告七次。我在主面前郑重寻求思考,定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清楚重生、敬畏神的姊妹;第二,身体健康、无慢性病,这样我可以多有时间事奉主,少后顾之忧;第三,有职业,经济上能自立,不必依靠我。很希奇,那时我就想到,如果我为主名坐监十年,妻子有工作,孩子就不至饿死;同时我也知道,世道比前困难,光凭信心、专一靠主供应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末世,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使徒保罗尚且要兼职织帐棚,且在年老坐监、不能再织帐棚时,除了腓立比教会之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他(腓4:15)。像哥林多教会,虽然乐意供应他,保罗却一再婉拒,说不愿累着他们。因为他们属肉体、背后论断保罗(林后12:16;11:9等)。

  慈爱的父神乐意垂听这尊他名为圣的祷告,赐给我一个善良的妻子。在我漫长的廿多年劳改期间,她经历了许多试探与艰难,忍受每次政治运动的煎熬。我去改造时,两个女儿,一个不满两岁,一个才五个月,苦不堪言;每月还寄给我十六元保价信(注:大陆不用支票。当时邮局提供一种特别信封,规定可以放入不超过16元的现钞,交邮局挂号寄出)。由于我的连累,她这个口腔科医生,先被下放到上海青浦乡治血吸虫病(专业完全不对口),后又下放到安徽省祁门的高山区,翻山越岭采集中草药,受尽屈辱、歧视。多少艰辛、困苦、贫穷!她大学时代曾是个短跑运动员,后来却逐渐患上高血压、冠心病。那时候,大女儿还很小,肚子饿,可她妈妈买不起点心,常常站在静安寺老大房糕饼店门口发呆。孩子幼儿时,就显出绘画的天赋,老师很器重、栽培她,把她的画刊登在<小朋友画报>上;可惜她妈妈买不起她要用的水彩及笔具,常使孩子失望。到文革时,由于她父亲在劳改,老师也不敢放手培养她了。

  分担我妻子重担的姊妹

  我劳改前,两个女儿都在苏州。大女儿生在上海,户口报在上海;小女儿生在苏州,户口报在苏州(注:大陆的户口制度很特别:城市户口迁乡下很容易;农村户口迁城市则很难。至于想迁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则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夫妇俩都很忙,两个女儿从小就在一位敬虔的姊妹孙太太身边长大,管她叫婆阿,是苏州人亲密的称呼。孙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丈夫早已去世。我大女儿到了入学年龄就回上海上学,小女儿就一直和婆阿同住。如今,孙太太已八十三高龄,小女儿就奉养她的老。

  我押送劳改后,每月83元工资立刻就没有了。当时家父已殉道两年;他没有留下遗产(他一向不置产),而他生前工作过的上海南洋医院,连怃恤金也不发(因为“反革命分子”是没有抚恤金的)。他安葬完以后,家里就很穷了。感谢主,我妻子有一颗慈爱的心,每月还主动寄我16元钱。所以当时小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一落千丈,再无条件继续出工资请婆阿抚养两个孩子了。妻子就决定去苏州,要把两个孩子领回上海,三个人团在一起生活,开支可以省许多。然而她作为被歧视的“反革命家属”,又在工作要求很高的教学医院作医生,有医疗、教学、科研三项任务在身,孩子领回上海后怎么办?心中实在无数,大的两岁不到,离不开人照顾;小的只有五个月,需喂奶。我妈已58岁,小弟崇耀只有13岁,家务也够忙了,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我妻别无选择,只好去苏州领孩子。

  感谢慈爱的天父!他知道我妻子的处境多么艰难,他是信实的神,并没有忘记他慈爱的应许:“……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感谢安慰丧气之人的天父(林后7:6)!当我妻子到了苏州,要领回两个孩子的时候,不料婆阿却执意不肯,她说:“弟兄为主劳改,你肩上这付担子太重,我要和你扛、和你抬。”我妻子再三坚持要带孩子回上海,说:“现在,按你的年龄条件,还可以找到工作,到退休时,有退休工资;你不去工作,在家替我带孩子,代价太大:我们家是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孩子的爸爸改造出来也只是一个劳改释放分子,这个历史档案记录是抹不掉的。我诚实地说,我拿不出钱来了,连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也成问题。”婆阿用慈爱的话安慰我妻子说:“你不要给我工钱了。小孩的生活费,你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若不足,我们一同仰望神。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妻子见她十分坚决,拗不过她,就存着感谢的心回到上海。那时婆阿才45岁左右,虽没有念过书,但手巧心灵,为了赚点钱贴补家用,她就日夜做“外包工”,把活拿回家来,替服装厂做绣花、钉纽扣等细活,每天做工到深更半夜。为了节省电,就把一只五支光(5瓦Watts)灯泡拉到眼前来做活,每月只用半度电(因为自己没有装电表,电接在邻居的电表上,每月贴半度,总共才每月1度电)。有时不够开支,就悄悄地把自己有限的旧东西卖掉。

  在所谓的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分配的定粮大幅减少,孩子们小,不懂事,饿了要哭,婆阿总是自己尽量少吃,省下粮票为孩子们买点糕饼充饥。孩子们病了,她就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去卫生所看病打针,等孩子们病好了,她才托人写信告诉我妻,生怕我妻焦急、工作分心。逢年过节时,我妻总是把一点点配给的食品省下来,带到苏州去看望她们,和她们一同分享。邻居告诉我妻,婆阿排队买米时,曾昏倒在街上。

  我妻明白这是由于饥饿低血糖所致,可是婆阿从来不将这些不愉快、令我妻担心的事告诉她。婆阿的爱是深沉、隐藏的爱,默默无声地作在主身上。实在感谢赞美主,神借着这位爱主的好姊妹分担我妻子的重担,帮助抚养这两个小孩。哦!主啊!愿祢在那一天纪念她为你的圣名所显出的纯洁、无私的爱心。

  妻子从劳改农场探亲返医院工作后,同事们发现她皮肤晒黑了,知道她去过劳改营探亲,就在背后窃窃议论。到文革时,这就成为批判斗争她的内容之一。这样艰难的日子,若没有主的恩典,没有肢体暗中代祷的帮助,这个家庭早已妻离子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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