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架窄路

　　逼迫患难中一姊妹的服事

　　1961年初，天寒地冻。为了使饥寒交迫中劳动的人少死几个(死了人是要上报的，改造单位死人，总不是一件好事，社会影响尤其不好)，领导干部决定每天半夜12点由大夥房送一大桶米汤到寝室，每人一勺，暖暖身。有一天晚上，当米汤抬来时，邻铺的人吃不下，不料第二天早晨，就发现他死了。这样我邻铺就换了另外一个人，不久此人又死了。短短几个月一连死了三个人，我自己也十分虚弱：三十多岁的人，身高178公分(5英尺10英寸)，只有90斤(约99英磅)，走路都要用拐杖了。

　　有一位姊妹(我们叫她素贞阿姨，是浙江农村妇女)曾在上海我亲戚家帮佣，单纯而有爱心，又健壮，又有胆量，在国内说起来是“贫农成份”(注：是共产党认为最可靠的群众)。那年刚入暑，在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到耻辱的劳改农场去探望劳改犯的时候，感谢主！她却乐意替我家人把大家拚凑起来的食物，背到路途崎岖、遥远、荒凉、野兽常出没的半原始森林来看望我，救我一命。这件事使我深受启发，感到主内姊妹们在基督身体里有极为珍贵的一份服事圣徒。圣经里有许多例子：旧约里，接待以利亚的是一位寡妇；接待以利沙的是书念的贵妇；供应主耶稣和门徒需要的也是姊妹们(路8:1-3)；接待、伺候主的是马大和马利亚；“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提前5:10)，也是姊妹。记得某地一位主仆去劳改，妻离子散，处境极艰难。有一青年姊妹以他(主内)女儿的身份去劳改营看望他、接济他，后来传为佳话。那位给我们寄包裹的董阿姨，去劳改营看望陈弟兄的邱医生，都是可敬可爱的姊妹。当然，弟兄们也有责任和福分参与接待服事(多1:8;来13:1)，但是特别在逼迫、患难、试炼中，这个福分赐给姊妹们更多，因为她们的行动一般比较不受人注意。妇女下监或劳改的百分比很小，所以在苦难中，姊妹们的服事也较方便。

　　记得那天，主保守素贞阿姨平安到达了我分场。哦！多么不容易啊！从上海到邵武，再乘长途汽车到将乐县，背着5060斤的救命粮，再爬60里陌生、危险、崎岖、陡峭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更可贵的是基督里肢体的爱！我收到分场部的通知：有亲人来探望，叫我去分场招持所。我就柱着拐杖，心中满了感谢地去了。那天中午，我们下饭的菜是牛皮菜梗儿。剥叶牛皮菜(注：这种蔬菜在生长期内可不断地剥外圈的大菜叶来吃)是高产蔬菜，长到最后老了，不能再剥了，才连根拔下煮来吃。我带去给她尝尝，因味苦，她不要吃。我们却巴不得能多分一些呢！她告诉我，因天热，几只水煮鸡蛋途中臭了，丢掉了。我觉得十分惋惜，便说：“剥开来，蛋黄部份总还有一点可吃啊！”在饥荒时期，食物何等珍贵！那时劳改营流传着一种叹息：“唉！如果山芋能吃一顿饱，死也闭眼了。”“唉！芭蕉根，石猪肝，南瓜，米糊糊几时能吃个饱！”

　　素贞阿姨在分场招待所休息了一天，采了些荠菜(注：一种野菜，味香，高山区不多)，第三天就动身回上海去了。我柱着拐杖送她一程，到将溪镇上，才含着百感交集的眼泪，返回队部。这次送来的有我妻子、妈妈、姐姐从自己“牙缝”里省下来、拚凑起来的食物，其实她们自己也吃不饱。我妻子说，有时候饿得难忍，就喝点水；但比较起来，没有我们那么惨，也没有我们那么辛苦的劳动。带来的食物给我极大的帮助，又一次从死亡的边缘把我挽救了过来。姊妹啊！愿主在那一天纪念你们的辛劳：由于你们爱心的代价，我今天还能活着事奉主。但愿我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更不辜负天父的恩典。

　　各自开荒种南瓜

　　1962年春，由于饥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即使不死，劳动力也严重下降。领导就实行给重劳动力稍加一点粮，以保住少数人，否则重劳动无人干了；其余则削减定粮。为了补不足，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在队部附近、森林边边角角，自找地方垦荒种南瓜。长出来的南瓜，过磅交公保管，记南瓜账，百分之三十归公，百分之七十允许自己领出来交大夥房蒸食。于是不少人就有了各自的小小“自留地”，自己到火烧山处去扫灰，且每天上自己的自留地大便施肥，因为队部不准动用公用茅厕的粪便。只是大部份人种的南瓜，还未等长大，就迁场去安徽，自己吃不到了。

　　我们在闽北森林区时，冬天发生过几次森林大火，有人为的(烟头引起等)，也有雷击造成的。有时候，一条火龙连烧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原始森林根本没有现代化灭火设备，往往要等到大暴雨，火才自然熄灭。但每次发现火情，都是叫我们全体出动去扑灭：每人手里拿一根长树枝去拍打。多半人只是摆个样子，也有少数人想争取早日改造好，冒险投入的。逢风向相反时，有灼伤的，也有个别因烧灼成重伤的。火熄灭后，大家就拿麻袋、扫帚去扫灰作肥料(钾肥)。

　　一九六二年迁场安徽

　　到1962年，我们闽北上海农场的两万改造人员己死了一万一千多。眼看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死人遗物一包包运回上海，安葬尸体的“五号山沟”墓满为患。少数活着的人走上了极端：有企图自杀的，有躲进深山洞穴的。记得有一个姓陶的人逃跑了，很不容易已逃到顺昌，上了火车，但在中途下火车、在车站饭店吃饭时，又被抓了回来(注：当时的火车票有效期按路程的远近可以有两三天，在此期间可以下车办事，然后再转乘下趟火车)。原因是：劳改农场分配的棉衣与众不同，外面全黑，里子是全白的粗布，式样也有特点，公安人员很容易识别(凡自己已有棉衣的人，政府一律不再发给)。有的人偷吃老百姓种的瓜果，那时劳改农场没有蕃茄，后来竟在田里发现长出了蕃茄，原来有人偷吃老乡的蕃茄后，蕃茄籽不能消化，就随粪便肥料洒到田里，长出来了。

　　正在这个当口，听说要迁场。这消息封锁得很严；知道要迁，却不知何故？也不知迁到何方？于是猜测议论纷纷，都盼望迁到上海青东劳改农场，靠大城市沾点光。(直到最后，到了安徽宣城，才知道迁场是因为当时台湾蒋中正要反攻大陆，福建是前线，怕我们趁机倒向国民党。)大夥房忙着磨米粉和黄豆粉，日夜加班炒起来，作为旅途干粮。希奇的是，在几里路外也能闻到香味，自然就联想到造物主的奇妙。饥饿的人嗅觉特别灵敏，野兽嗅觉特灵，可能是因为常常免不了饱一顿、饿一顿的缘故。六月中旬从闽北出发那天，每人只带随身换洗衣服及必需品，身边不得带钱，怕我们趁机逃跑，无论多少钱，都要交干部保管，等到达目的地再发还给我们。其余行李打成包，交给少数留下做结尾工作的人，到他们最后离开时，负责集中运输，押送行李。

　　出发前排队，每人发两根黄瓜，路上当饮料。黄瓜有大小，我们由于长年饥饿，心理上都不平衡，总觉得自己分到的比别人的小。途中晚上无处住，有一整夜坐在又脏又小的破屋内，给蚊子喂了一顿饱。第二天到了火车站，所搭乘的车厢既无座位，也无窗户，只有几个小小的通气口，是运猪的货车。更不幸的是车厢震动得难以忍受。我估计是车厢的钢轮不圆，有缺陷。我因有心动过速，坐在地板上不行，站着也不行，颠得太厉害，最后，只好蹲在自己的脚尖上，以缓冲颠簸。所幸别的列车均有优先通行权，所以经常停靠，如此才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终于到了上海站，可是只停靠很短的时间，又呼啸离去，迁到上海青东农场的希望就落空了。每餐发一小包掺有少量黄豆粉的米粉，这样一直开到芜湖车站，押送的解放军先下车，照例在四周先架起机关枪，然后我们下车。每人发一勺稀饭。

　　重新白手起“家”(见图五：A字型棚)

　　和闽北将乐县相比，芜湖像是另一个世界。在车站有点心零食卖，不但有蚕豆，什锦菜汤等类，还有一毛钱一根的油条，也有包子、烧饼，只是价钱比以前高二、三倍。可悲，我身边连一分零钱也没有，只见那一些身边留下零钱、未上交保管的人开怀大吃，不禁垂涎三尺。我只有一张8分的邮票，换来8分钱，买几十颗蚕豆。这时特别体会到做一个遵守纪律的基督徒也是要出代价的(彼前2:13)。然后再乘敞蓬卡车，从芜湖到离宣城廿里的乡下军天湖。那里是丘陵地带，有许多梯田，但放眼望去，却是田野荒芜、杂草丛生，田梗被泥鳅、黄鳝钻塌得零零落落。到处都是一堆堆的黄土荒冢，使人深感凄凉，因为宣城县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了十三万人。草菅人命的县委书记好大喜功，谎报丰产，以至缴完公粮后，所剩无几。所谓的反动阶级首先饿死：地主、富农成份的家庭全部饿死，只剩下一个地主是个郎中，是当地惟一要靠他救命的医生。贫下中农也饿死了许多，不少家庭只剩一、二个人，有的全饿死光了。群众反应无比强烈，最后把县委书记枪毙了事，以平民愤。啊！多少冤魂！无可奈何、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了，也不知道有几个蒙恩的人？(但愿有福音传给他们，即使无线电波传来的福音也好啊！的确，有一些人通过福音广播蒙恩。求主祝福、洁净福音广播电台，使其能播出纯正、有能力的福音来，也为贫困地区预备收音机。特别是在每晚九时后，海外福音电台的播音相当清晰。)

　　这里剩下的少数茅屋也多年失修，破烂不堪。我们就睡在一大块墨绿色的长方形帆布下，中间用竹杆支起来，四面挖一圈淌水沟，地上铺些稻草，上面再铺席子(后来发现席下有蜈蚣、蛇来栖身)。这样，我们又重新开始了白手起家的流放生活。那里有一种白色长脚鸟，不时漫步在田埂上悲凄地啼叫“苦啊！苦啊！”十分像婴儿的哭声，不禁勾起人们心中的凄楚与悲叹，如同两汉时代(公元前一百年)的苏武在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一般。

　　约半个月后，运来了行李，许多包扎得外观较好的行李都不见了。感谢主，我则毫无损失，可能因为包在一块破旧不堪的粗毯子里，不起眼。我是无意识这样做的，主却借此保守了这些损失不得的破烂东西。

　　待尘埃落定后，新的一波改造又开始了。农场党委魏书记作动员报告，内容中心为十八年规划：在十八年规划里，除种水稻提高产量之外，还要种桐油树、果树、茶树、油茶树，建轴承厂，筑公路等等。哦！我们已在闽北改造了四年、死了一大半人，若真的又来十八年，再要死多少人！许多人敢怒不敢言。偶尔在厕所里、没有第三者在场时，有人对我哀叹说：“老俞！要改造到死、改造一辈子了！十八年！”而且初到军天湖时，没有粮食，只好从上海调来用“四号粉”(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成份)做的硬如瓦片的饼乾以及从上海青东(劳改)农场调来的红花草干给我们当食物，又是苦不堪言。四围的老百姓看在眼里，不禁惊叹说：“上海一批饿狼来了！”“赚钱的机会到了！”不知不觉地，在离我队五里路的半山腰的一方平地上，形成了一个小集市，大家称之为(<水浒>里的)“快活林”。那里有大麦粑粑、熟咸肉、熟山芋，后来连面条、馄饨也有了。有钱的可以借故或偷偷地去买；星期日有半天洗衣被的时间，也可趁机到那里去。可是我没有钱(交干部保管的钱迟迟没有发下来)，心想看看也好，为别人高兴高兴。记得那天我带了一块妇女用的旧花手帕(是邮包中包东西来的)，向一个乡下妇女换了一只价值一角钱的大麦粑粑，总算没有虚此一行。这是1962年刚到安徽头几个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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