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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夏威英姊妹的见证
第一章 生活见证
信主的家庭
1930年，我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一个信主的家庭里。父亲夏习灵在海关工作，他喜欢女孩子。
我六个月时，躺在床上，父母发现我的心脏跳得很快，而且也重，就抱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说：“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没法治疗，只能活到二十几岁。因此，对她不要有任何要求，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更不能要求她多念书，有思想压力。”
后来，父亲调到天津海关工作。七岁时，我才开始在天津读小学一年级。有一次，我考试取得第七名。父亲高兴地带我到国货售品所给我买一个奖品，我要了一辆自行车。 十二岁时，我又要父亲给我买冰鞋。父亲无奈地说：“摔断了胳臂腿，可是不给治啊。” 我说：“没问题。”於是，我的大弟和小弟从小就会骑自行车、滑冰。 我的妹妹们长大后，对我说：“大姐若是没有心脏病，小时候还不知有多么淘气呢！”我想可能也是。
我比大妹大九岁，比二妹大十二岁，比小妹大十五岁，她们都怕我，说我是钢刀嘴，豆腐心。
栾腓力伯父
在我十二岁的下半年，有一位栾伯父由齐齐哈尔路过天津，有传福音的聚会。 当时我外表像基督徒，心里卻没有信主，脚踩两只船。这位栾伯父丢下全
部家产，带着妻子女儿离家，为主全时间工作。
主日上午，在一次传福音的聚会中，他说：“今天有两只船。一只船是主耶稣的，他爱世上的罪人，顺服父神的要求降世为人，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的罪，第三天他复活了；我们今天若肯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另一只船，开往另一个地方，是属魔鬼的。这两只船不是开往同一个地方。你如果现在还脚踏两只船，最后是要掉到海里死亡。” 当时栾伯父的话真是扎到了我的心里。
感谢主！圣灵做工，我两眼流淚不止，站起来，表示我愿相信主，接受他的救恩。当时有一位姊妹过来陪伴在我身边，我开口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我的内心充满了从来没有的轻松和喜乐平安。我得救了！
作伴娘
1949年，有一位老弟兄给天津的杨姊妹介绍了一位北京的弟兄，见面后双方都同意，因此在北京举行婚礼。起初，因这位杨姊妹的父亲早故，她的哥哥就在郑大强的弟兄的物资供应局工作，后来物资供应局迁到青岛，她的哥哥也去了青岛，因此杨姊妹母女在天津没有住处，我父亲就安排她们母女住在我家的楼下。因休学两年在家，我和杨姊妹相处得很好。
她的婚礼在北京聚会处举行时，就请我的父亲为证婚人，而且一定要我做伴娘。婚礼结束，大家拍照片。那时，初立鹏弟兄在清华大学读书，没有见过我，就问旁边的一位弟兄说：“这位姊妹怎么没有见过呀？” 那位弟兄告诉他说：“她是天津夏习灵弟兄的女儿。 ”不久天津、北京相继解放。
入上海生化药厂
1950年，有一位从上海去东北制药厂办事的老弟兄在返回上海时，路过天津，在我家住了几天。他是神大用的仆人，在灵性方面给予父亲关爱。吃饭时，父亲问他能否带我去上海学点技术，这位神的忠仆表示很乐意，我高兴极了。还有一位比我小一岁的姊妹，因为当年没有考上大学，也想去上海学点技术。
1950年十月下旬，我们到了上海生化製药厂，在倪氏实验室分析部学习药物分析。我们两人都喜欢这项工作，但因我们没有理论基础，並且试药和药典都是英文的，我才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苦处。下班回到宿舍，我就背试药的英文名称，想逐渐打好基础。
因为每天站着洗玻璃仪器，一天干完了就脸肿、腿肿，手脚都肿。当时，我的三姨在上海中山医院做医护工作，知此情况后，马上让我到中山医院检查。当时有一位从国外回来的著名西医，已经定为抗美援朝医疗大队长，就要离沪去朝鲜，因此马上让我住院验血型，需准备1000毫升的血。生化药厂的青年弟兄姊妹去了三十几位，为我到中山医院验血型，选出了血型相同、身体健康的，共有六位。第一位就是初立鹏弟兄。
在生化製药厂工作时，初弟兄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话。医院计划每位输200毫升的血，后来黄家泗医生打开我的胸腔一看，有一个洞，无法做手术，就嘱咐说：“不要告诉她本人。”当时病人若不住二等或头等病房，黄医生是不主刀的。三姨就为我找了一间没有住病人的二等空病房，有两张床，所以当天夜里有两位姊妹陪伴我。黄医生也没敢回家，因怕像前一个从四川来做心脏病手术的女孩，手术当天夜里就死了。直到次日早晨，黄医生才赶赴朝鲜任医疗大队长。
订婚
手术后，我在病床上醒来，发现初立鹏弟兄竟能在午饭后进我的病房（一般情况下，应是下午五点后才允许探视）。初弟兄给我讲了当天讲台上释放的信息，和对青年弟兄姊妹的造就信息。
初弟兄每天都来看我，下午也不知道离开。后来，下午五点钟进病房来看我的姊妹告诉我，厂里的人都在传说这事。我一听，就让三姨为我办理出院手续，搬到三姨的宿舍住，因三姨说我目前不能回生化製药厂。
转天，初立鹏弟兄到病房，找不到我。护士告诉他，我已办理出院手续了。因为在生化药厂没有找到我，他就找到三姨的宿舍。三姨下楼，看见他，就让我下楼见见他。我不肯，因为我上中学及三个月的大学，从来没有交过一个男朋友。就是和同班的女生，我也只交过四、五个人，带她们到聚会处听福音，但接受主、信主的只有一位。在三姨的催逼下，我才下楼，在会客室与初弟兄又见了一次面。
我想，还不如回生化药厂休养好。回厂后，姊妹从食堂给我拿饭菜照顾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我能起床走路了。当时正赶上南方的黄梅天，气压低，湿度大，我还是上不了班，因此又有姊妹陪送我回天津休养了几个月，过了上海的黄梅天，才返沪上班。
三姨看初立鹏对我好，有爱心，即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那时，我父亲已因海关送他到北京人民大学培养，要提拔他当领导，所以辞掉海关的工作，因有事正好来到上海，在一位弟兄家里见到了初立鹏弟兄。以后不久，就在这位弟兄家为我俩订了婚。
1952年，政府派到厂里的工作组，天天组织我们学习，药厂将要改为国营。我考虑到药厂迟早要改为国营，就不能在每年的黄梅天请假回天津，便递了辞职书。要启程时，收到母亲的电报，说我父亲因任天津生化药厂的代理经理，被拘交代账目，要我俩暂不要回津。 我俩只好在沪租房，弟兄姊妹们为我俩在沪郊区请了一桌结婚宴，我俩登记结婚。后来，父亲被查明没有偷漏一分钱的税，被释放回家了。
求职
初弟兄因没要离职信，在津即使找到工作，也不能通过劳动局去上班。他只好一个人返回上海，在孙弟兄办的南开化工厂工作。而我呢，就留在家里没有工作。
有一天，一位范（原文“攀”，但初弟兄用“范”）弟兄到我家，说报纸上登着要找一位化验员，问我要不要去试试看。我说我不够化验员的资格，他说他和管技术的厂长认识，可以试试看呀。没想到，第二天这位技术厂长主动找到我家，请我到化验室试试看，定期试工一个月，因此我就去了。
我在上海学的只有美国药典、英国药典，教我们的老师不信主，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要求非常严厉。那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中国药典，卻有日本药局方（即日本药典）。这位技术厂长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读的药物分析，那时是日佔区，所以只懂日语，不懂英语。他看我查查字典，就能照美国药典、英国药典在化验车间製出药片来，非常满意，又看我查查日本字典又能照日本药局方（日本药典）化验，不论是进厂的主药、副料，都能看懂，照着化验，因此就主动地把我留下来工作。真是神的恩典啊！这个环境是神预备的。
以前那位在化验室工作的药剂师，和技术厂长原是同班同学，因有历史问题，在上班的途中被捕，而製出来的药片和进厂的主辅料无人化验是不行的。这实在是神给我预备的工作。
金刚砂的数据
不久，有四个药厂和我们药厂合并。他们虽然都是药剂师，负责化验室的进厂主料、副料和制成的药片，但是进我厂上班后，只是喝茶、聊天、看报，有时到车间看看，从来不动手干一点工作。
有一天，仓库管理员打报告给厂长室说：“併进来的天津信谊药厂，库房中有三分之二的药料没有註明是何等药物，因此再预备的主辅料实在无处放，又不能放在走廊下，怎么办？ ”厂长说：“你取一点样品，送到化验室的化验台上。”他就走了。
当时，我虽然还负责化验室的工作，但我无权请四位药剂师来化验，因为我当时只是一位技术员而已，並且我知道要测出这个不知名的东西是何等的不易，也就只好不管。
不久，因业务需要查数据，我去了市图书馆。在翻阅时，翻到一页细载金钢砂的鉴别和含量测定的数据。我想再继续翻下去时，里面卻要我不要再翻下去，要我抄下来。那时，市图书馆还没有覆印机，我就把三项鉴别抄下来了。又想继续翻下去，里面又有意思要我把含量测定也抄下来，我当时听了里面的引导，就抄下来了。然后，查好了其它的数据。
第二天上班后，在工作不忙时，我就按照所抄写的鉴别方法操作，结果三项都呈阳性。接着我又化验含量，结果含量竟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苏联人离开中国时留下这么多未标明药名的东西，竟是金刚砂！太不可能了！感谢神，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神的作为。
我马上写好化验报告单，签字盖章报到厂长室。
技术厂长要仓库保管员马上处理了这一大批金刚砂，不止腾出了库房，又进了一大笔资金。我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其实，这完全是神的奇妙恩典，是他亲自带领我这个无能的儿女，我只有低头敬拜他。如果照人的办法，只能按着定性分析来验证，那是难度极大的，又费时间。
化验事件
没过多久，厂里调进一位不懂技术的厂级干部。有一天，他气势汹汹地进到化验室，指着我骂道：“有一批核黄素片（维生素B2片），市药品检验所抽验不合格。”
我听了马上回答：“请你先不要着急，允许我把这批片剂从留样观察箱中找出来，再化验一次。”
我陪着这批核黄素片留样的化验者，同时取样品化验，结果不仅含量是合格的，而且我们的化验结果含量测定也一样。我到厂长室，要求和市药品检验所共同化验一次。厂长室与市药品检验所化学组的徐主任联系。徐主任说，他们化验错了，是合格品，而且含量很好。
不久以后，市药品检验所的生测组向我厂提出，渤海製药厂生产的胰酶不合格，卖给我厂做成三酶散小药包出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它两种合格的酶，蛋白酶和乳酸酶，也已经和不合格的胰酶混合，包成三酶散出厂了。
当时，化验胰酶的刘宝环吓得两手哆嗦，满脸出汗。我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你把这批胰酶留样找出来，我陪你再化验一遍，看结果如何。”没想到我俩的化验结果说：这批胰酶要赶快投产，由药站速发货销售掉。因为再放久后，即会因胰酶含量不合格而全部报废！
这时，市药品检验所生测组的领导也抓紧这批胰酶原料，化验还是合格品而告终。感谢主，我厂工会主席到广播电台播送了我的事迹。我並不知道播的是什么内容，因我家经济状况紧，收音机坏了，不能收听。只是听化验所的人这么说，我也不好问广播的内容。
没有几天，工会主席就调离我厂了。紧接着，党支部书记到化验室让我写申请，听党课，说经过一段时间即可入党。我只是笑笑说：“我不够资格。” 他很不理解地走了。没有多久，他的妻子因被鬼捆绑，上不了班，回农村去了。
流淚认罪
1956年1月，初弟兄本准备回津探亲，但在29日即被捕，关押在提监桥监狱。下半年， 有姓左的和姓许的两个人从上海到天津聚会处，组织开会，揭发我父亲的罪行。如：不同意讲道加进政治学习，不同意讲道稿要先交上面认可后才能讲，等等。
弟兄姊妹们都大大地揭发，父亲站在讲台下，被左右两个人按着。最后，有一个人大喊：“连夏威英姊妹穿的袜套也不一般！”我一听大怒，我穿的袜套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是在店家买的，怎么把我也放在一起批判了？实在没有道理！我一气之下，一句太不应该说的话出口了：“我不认他是我的父亲！”父亲当场一句话也没有说，被按着走了。
可是，我回到家里，里面大受责备。我真是后悔啊！我怎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呢！我不止得罪了爱我的父亲，我更得罪了爱我的神啊！
我在神面前流淚认罪，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但是如何能见到我的父亲，而赶快向他认罪呢？主给了我话：“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语。”可是，我得救以后，没有听父亲的话，好好读圣经，所以不知道这节经文在哪里，心想：可能在箴言或诗篇里吧。我找到了诗篇39篇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感谢神，他掌管一切的大事和小事。
他们押走父亲后，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每周二上午可以给押走的人送一次吃的东西和换洗的衣物。我看了母亲带回来的纸条，真是感谢主。那时，我工作的药厂因每星期二停电，所以周日上班，星期二休息。
我给父亲做了肉沫酱、七个熟鸡蛋及西红柿等。
转天，我第一次送吃的东西给父亲，接待我的人很客气地拿出一只手錶给我，我认出那是父亲带的手錶。对方说：“你拿回去，但是你得签名。” 我当时满心喜乐，只有感谢讚美爱我的主。
不久，有人来家里，问母亲要不要请律师。母亲说：“有什么用呢？” 对方说：“比如夏习灵有高血压病，受审的时候，律师可以代家属要求坐着受审。”母亲说自己没有工作，等大女儿和大儿子下班回家商量才能定。
我和大弟虽然工资不高，还要负担小弟上大学，三个妹妹也在上中小学。但我和大弟及小弟和妹妹们都同意，再省吃也要为父亲请律师。因此在判案时，律师替母亲提出，夏习灵有高血压病，请坐下受审。父亲即坐下来了。
审判员宣布判刑三年，监外执行，可以回家。母亲就陪着父亲回家了。当我和大弟下班回家见到父亲，全家人非常高兴，感谢赞美主！父亲仍坚持原先的做法，只在每周五参加全市各会堂牧师们的政治学习。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在一起祷告。我睡在旁边的小屋，都能听见。
糖衣组
因着父亲，特别是初弟兄的事，我被定为反革命家属。以后，化验室调来八、九位来自包装车间的女工，文化程度不高。我每天耐心地教她们如何操作。每季度评选先进工作者时，他们都选我，又发奖章，又发奖金。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检验部门被调到糖衣组，美其名曰“技术人员支持生产一线”。人事科的人对我很好，说：“你喜欢做颗粒还是压片？还是包糖衣？”我心想：“我的心脏开过刀，缝了十九针，而且还去掉一小段肋条，左手无力，怎能做颗粒呢？压片，一天八小时下来，压片机的声音，我的心脏是受不了的。那么，就包糖衣吧！”虽然没有干过，也只好答应下来，边学边做。糖衣室的组长对我很好，安排我上早班，早上六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下一周就让我上中班，下午两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没给我安排夜班。如果上夜班，我就不能业余時間读日语了。
我包的糖衣片色泽均匀，都是甲级品，因为我做过药检分析，知道两种色素相混合时，一定得注意混合均匀，不是只用玻璃棒搅拌，有时还需要细磨，不然包的糖衣颜色不均而且常有花斑，只能是乙级品或丙级品（从外观而定的级别）。
以后，包糖衣的片剂品种多，数量大了，组长就不能照顾我，只得也上夜班。我服从分配，上了一个星期的夜班就病倒了。
病休
厂医让我到总医院检查，医生让我马上住院，做第二次心脏手术。我说：我不做，因为已经做过了，没有成功，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我不想再做了。
以后又让我到妇科医院检查。有位老姊妹在这个医院工作，她给我找了一个上医毕业的唐主任。唐主任很认真，看我三十多岁没有生儿养女，就主动为我保守治疗。
在一次去厕所时（那时还是老楼，厕所是一大间，只有一个马桶），我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幸好有一位女病友去厕所，吓的她大喊护士来。护士们用担架把我送回病房，以后决定不保守治疗了，还是开刀吧。我得的是子宫内膜移位，等到床位后，6月1日开刀，6月12日出院， 开了三个月的病假。
第一次抄家
那年八月底，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半钟了，我听到有人叫门。那时我们已压缩租房，只有前楼的两大间和一小间住房，在楼道靠楼梯处，做了一扇木制的隔离门，这样即可在楼上的隔离门内，放桌子，生炉子做饭。
我开门一看，是一大群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带队的人看看我。我看着他面熟，是我厂的工人。他说：“你是信天主教的吧。” 我说：“不是，是基督教。”他说：“一样。”
他们就进来，把小弟和小弟妹吵醒，把一大间里的东西全部抄走。有双人床（铜制的，有支架可安在床上挂蚊帐）、大立柜、梳妆台、沙发、床头柜，甚至连取暖用的炉子和新买的烟筒都抄走了。又到其它一大间和一小间，抄走了缝纫机，把七个大铁箱子都倒空，选一些爸爸的西服、各季的大衣和各季的西服，以及我母亲的和我们的比较新的大衣、外套、毛衣、毛裤及金银首饰等，装在大铁箱里带走。只留下一个铁箱子，四个单人小铁床，和吃饭用的圆桌子和椅子。因着小弟住的屋子全抄空了，就把房门给封了，不许人住。因此，小弟夫妻当夜只好睡在过道的地上。
感谢主，虽然这样，我们还是蒙主的保守。第二天，主管房子的大主管因病住院，把主管权交给了他的下级。这个人到我家看了看，了解情况后，给小弟找了一个住处：有厨房，有卧屋，而厕所是两家共用的，不用再睡在地上了。
在这之前，我厂子里从来没有因我父亲的事和初弟兄的事而在我单位和街道里批斗过母亲和我。
在单位抄我家后，没有几天，我因药已经吃完，需到厂医务室拿药，当走到要右转弯去侧面的大楼时，工会主席向我点了一下头，又招了招手。我一看是要我跟她走，我就默不出声地跟在她后面。她走到侧楼的最后一大间里，拿出一件棉大衣给我，说：“快穿上，天冷了！”我谢了谢她。
她虽是工会主席，但在我上班的时候，老工会主席调走后，我就从来没有和这位女工会主席打过招呼，甚至也没有点过头。但是她都对我这样关心，这是主做的，我真是不配啊！ 只有献上感谢，讚美我们的主！
第二次抄家
1967年的一天，二妹带着女儿来家里。二妹夫妻都在中学教体育课，工作很累，想请妈妈帮着照看琳琳。这个孩子因和她的奶奶生活在一起，说天津话，我担心她长大后说英语发音不准确，又因为她和大弟的女儿是同年同月生，只大八天，就和母亲说：“把琳琳也留下来吧。”母亲也同意。
每天，母亲做主食，我做菜。周六下班后，这两个孩子就由他们的父母接回自己家，周日晚上送回来。没想到我厂来人抄家没有多久，所抄的一部分较新的东西，在展览时，被出身好的职工低价选购了；余下的，又由厂内的大卡车给送回家了，还搬上了二楼。真是感谢主！我们又有家具用，有衣服穿了。
可是没有多久，一天下午大约五点钟，有一个中学生样子的红卫兵，跟在他后面有一大群小学生，也戴着红卫兵袖章来抄家。他们也把装衣服的大铁箱倒空，又把好的衣服等装在大铁箱里搬走。走到后院要出门时，正好我的小弟来家看母亲，一看是我家的箱子，就向那个高个子的学生说：“你们是哪里的？” 对方说：“是二十几中学的。”並且又叫一个小学生上楼，用短刀对着我的胸口，要我交出自行车钥匙，要拿走。我只好给他，他推走了我的自行车。
小弟上楼跟母亲和我说了此事。第二天，我觉得应该给我厂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厂方得知后，认为这件事不应该有，马上派了一位团支部书记到我家来了解情况，追踪查找第二次不知来路的抄家者。他到我家了解情况后，就说：“我一定要给你找到！ ”我说：“难啊！特别是那个自行车，恐怕他们要用，就更难找到了。”他说：“我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得给你找到！”
当他找到那所中学时，有一位老师告诉他是有个大铁箱和一辆自行车，因不能留在学校里，已经送到中心公园附近的一个大楼里，那楼的房主已不许入住了。他马上去找，並且找到了。他和我联系，让我去认东西。他打开箱子，一件一件地让我认。我看是我家的，就点头；不是我家的，就摇头。
以后，专门看管这些被抄物品的人说，是他把自行车吊起来，拉上布帘，小红卫兵因见不到，就没有再来要这辆车了。真是神做的，感谢神！
当我们把东西运回家后，那一位厂里的人对我说：“你们就是和别家不同。别家只要问这个是你们家的吗？他们都说是。”
换房
以后，我和母亲商量说：“我看现在盖的新房都是单元房，有三室一厅的，有两室一厅的。如果有合适的，咱们是不是可以换走。” 母亲说：“当初从顺和里搬到这里时，是经过祷告，清楚神的旨意才搬来的。你现在想换走，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我说好。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清楚是神的旨意了，就让我天天去换房站。我到了换房站，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默默地祷告。若有人问我：“大姐是要换房吗？” 我才说是的，然后问对方的房子在哪里。
有一次，一位男同志对我说，单位分配他一个三楼的三室一厅单元，因离工作单位太远，他想换个离单位近一点的房子。我对他说了我住的地点和情况，他很满意，因此就说可以两家先彼此看看房子，我说好。他到耀华里看了房子后，很满意。我就送他走出胡同口。这时，张伯母忙追问，可是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事，就拦住了她。以后，双方满意，我们搬进新盖的三楼上的三室一厅。感谢主！
父亲安息主懷
1958年年末，父亲被关押在西狱所内，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被主接去了。
那时没有火葬，只有土葬，必须买坟地、棺材，刻石碑，用大汽车来运遗体等，很多事情要办，可是我和大弟从来没有办过这类的事。幸好大妹的男朋友愿意见见这位从没有见过面的伯父，就从海河劳动的地方和我大妹一块请假回天津市内。他帮我母亲和我大弟办理了这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把我父亲放进棺材里后，还照了一张相片。他很稀奇：为什么这位伯父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在眼前，都能笑着离开世界呢？
办完了这一切的事后，他问我的母亲。母亲就给他传了福音。他马上愿意接受，认罪悔改得救了。以后，他的二姐也信主了。他的大姐病危，临终前也信主了。
搬家
1968年以后，我的大弟妹又生了一个儿子，宝贝得很。请来一位保姆，专门照看他。没想到这个保姆不给他吃饱，孩子就用嘴吃自己的大拇指玩。因此，只好又把他（泉泉）也送来了， 我就帮母亲照看他们。一直到大弟和二妹的女儿在耀华里附近的小学上完一年级，长大懂事了，家里都换成单元房，他们才各回了自己的家。
我们搬家以后，每个主日可以全家在一起聚会了，因为在三楼上，又是三室一厅的单元房， 唱诗，祷告，读经，交通，都不影响其他人家，非常好。真是主的预备。以后，张伯母还特地找来，一看见这单元房这么好，讚不绝口。楼右侧有片空地。我们在空地上盖了一间大房子，晚上可以睡人，经过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依然完好无损。感谢主的大爱！
原来住处耀华里的楼房老了，唐山大地震后，房顶上的房瓦砖片都震碎了，掉在前院和后院的地上，有半人多高。住在这里的人一边拨开房瓦砖，一边爬着跑出来，只能在马路边住。
天亮了，我跑到大弟家，看他们的房子倾斜了，就让他们快快搬到我和母亲的住处。
小弟住一楼的单元房。二妹夫住在老楼房的二楼，也因地震而倒塌，并且侧面的楼损坏太大，压死了一个女孩。二妹和二妹夫带着女儿来到我和母亲和小妹夫妻住在新蓋的三室一厅里，白天在楼里做饭、吃饭，晚上睡在楼外空地上自己家盖的简易房里。
主爱他的儿女，因此无论有多么大的事，他都在保守、看顾、赐恩。我们只有低头敬拜，感谢他的恩典。
上班
1979年9月下旬，单位派了一位职工到我家，让我去上班。她说我干体力工作不行，但干技术还是可以的，让我去管化验室的工作。我不敢答应。没有想到，第二天，人事科的科长找到我家，提出让我到实验室工作，试试看。我被他的热心感动，就答应了他。
实验室是搞新产品，得有处方、操作规程、化验分析等。他们让我负责新产品的质量分析工作，我觉得也好，就答应了。后来看见，这也是主的安排。
没过多久，全市的製药单位和药检所的技术员都提升为助理工程师，並涨了工资。紧接着，技术厂长又要我写申请，要提升为工程师。我说：“我这十几年没有上班，别说成绩了，连苦劳都没有。”他说：“你可以写你以前的事嘛。”并嘱咐我，明天上班时交给他。晚上下班回家后，我写到夜里十一点多，第二天交给了技术厂长。他让两位职工照抄了两份，午饭后，就送到了市製药公司，等待市製药公司一批一批地评审定案。我是最后一批定案的。我去药检所办事时，遇到业大的同学们说：“夏威英，你十几年没有上班，这期间，没有提升技术员为助理工程师，工资也没有增加。可是你一上班，就又提升，又涨工资。”
因为在实验室工作，製出的新产品需要得到卫生部的合格批准证。办证工作由我负责。我就试着办吧。当我找到卫生部管理新药审批的工作人员后，她反复看我，问道：“你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吧？” 我说：“是啊！ 我是四八级的。” 她说：“怪不得一看你就很面熟。我是四七级的。”所以对我特别好。我送去的新药，批审得快，因此常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可是，在全厂的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名单报到厂部评审时，总是把我筛选掉了，没有奖章，也没有奖金。
后来，全厂的奖金发放，改为每个车间、每个科室分别个体发放。研究所所长对我说：“咱们俩的奖金，你拿二等奖怎样？”我说：“你看着办吧，我没意见。”
海藻酸
有一次，在北京召开国外许多厂的新产品展销会，研究所所长就带着我和技术科科长一同去北京参观。他选择一个治胃病的药片，回津后研制出来。我也找到化验的方法来判别药片的质量。此药片内有一种成分叫海藻酸，是辅料，但也得有药典控制的标准。当时我厂内的药典，都没有收载此药，我只好到市图书馆去查找。奇妙得很，我骑上自行车时，里面一直有个意思让我到成都道的医学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我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大门，问传达室的人图书馆在哪里。 他说：“就在楼里。” 我心想：不在楼里，还会在院子里吗？是他不高兴回答我。
我就进了离传达室最近的一个楼里，再问，她们也是爱搭不理的。我既能进到楼里，就自己找找看。一看，有个小牌子写着“资料室”，掛在一个房间的门侧。叩叩门，屋里没有回音，我就推门进去了。
啊呀， 真好呀！都是各国的药典，英国药典、美国药典、日本药典、苏联药典。我里面又要我先找英国药典。我就一本一本地找，按年代翻药典。感谢主！待我找到一九三几年版的美国药典时，竟收载着有海藻酸的质量标准，我赶快到对面的楼里复印下来。回到研究所，因此又得到了先进工作者的奖。
户籍警
自从1953年初，初弟兄和我回到天津家里，因他当时不要生化药厂的离职信，即使在津找到工作，天津劳动局也通不过，所以没有单位接收，只好一个人回上海，在孙弟兄办的南开化工厂工作，每年回津探亲一次。但是，1956年的1月29号，在第二次准备启程探亲时，他被捕了，判刑二十年，因有立功的表现，减刑半年。在他刑满回津后，我俩试着报天津户口，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户籍警听了我们的经历，很受感动，说：“你们俩的事，可以写一本书呀。”他就主动为初弟兄联系，最终报上了户口。不久，这位热心的户籍警得到提升，离开了我们的住区。
乳腺手术
1987年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早晨去上班。天下着小雪，落到身上就化了。我没有打伞，公交车来了后，跑了几步，最后一个挤上上去。在我前面上车的一位男同志，把伞收拢后，本应该立在地上的，但他却将伞横放，正好扎在我的胸前，右乳房侧面，顿时疼得我两眼流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有忍着，原谅他，没有说一句话。
后来，被扎处慢慢长了一个小疙瘩。转年7月，小疙瘩突然凹下去，有小孩子玩的半个玻璃球那么大，因此我大弟妹劝我马上住院开刀。大弟认识肿瘤医院的主刀医生，让我去找。 这位主刀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她看我还坐在她的身边，表现出不信的态度，就说：那你登记住院吧。但一直拖延。我去找这位医生，她才推说，因我有心脏病，怕手术时因心脏有问题不好办，所以给我转到市立第一医院。我说好。
医生给我开了转院单，我拿着到市立第一医院时，正好有一位病人刚办完出院手续，接待我的钟医生就马上收我住院了。这位钟医生责任心很大，又细心。 经化验，不是恶性的，她询问在手术室外等待的初弟兄和我的大弟，他们都同意做大面积的手术，即给我开了刀。 伤口却一直不收口，天天换药也不好，给我换药的实习大夫也不知道为什么。
恰好，那一天换药时，另有一位实习大夫进来拿手套，没有找到手套，就看了我一眼，他的母亲那时任我厂的检验科科长。他看了以后，马上对那位给我换药的实习大夫说：“你得从她的伤口处挤出所淤的血，不然伤口难以收口。”给我换药的实习大夫就用双手挤出大约三百毫克黑红色的淤血。看他累得满头大汗，我说：“你太累了，真是对不起呀！”接下来两天，伤口大大见好，他也非常高兴。
后来，我对大弟说了这件事，大弟说：“如果不将黑红色的淤血挤出来，伤口会慢慢裂开，就得重新做手术。” 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和大爱。我的乳腺癌手术结论写的是，最长能再活十年。但我想，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手术后到现在，我已经活了十六年了。感谢主的大爱和恩典，我真是不配啊。
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安排带领。若没有倪伯父的同意，带我到生化製药厂的倪氏实验室学药物分析（虽不到两年的时间），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没有特长的人，何况心脏又有病，哪个单位会要我？因父亲去世早，我还得养家，大弟学医要六年毕业，又因胃大出血休学一年。但是神的大能大爱的手，都一件件保守、赐恩带领过来了。只有感谢他，讚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2003年据夏威英录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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