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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初立鹏弟兄的见证
第五章 在格尔木农场劳改队
我1958年去西宁，直到1960年。1960年以后，政府号召支援农业，又把我们犯人（西宁有好多劳改队）一起用汽车调到格尔木了。这是第二站。
格尔木是一个新地方，刚到的人休息两天，然后出去劳动。那里有个老人劳改队，就把我们分配在老人里边。我当管训组的组长。到菜园子里劳动，我什么都不懂。带队的走了，犯人有大组长，替队长分配工作。大组长告诉小组长，各组带着去工地。到工地后，我看见有条小河，不宽，有水，我说这地方真好。这小河其实是渠道，灌溉用的，当时我並不懂。到了后，让锄草，以前没蹲过，受不了。劳动完回来，还经过那条小河，我对一位老犯人讲：“这小河刚才挺好的，现在怎么没有水了呢？”原来是改渠了。这些都不懂。对农活，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天天出工，回来在管训组学习，跟别的组不一样。
陈忠祥
在格尔木把我分到管训组，安排我当组长。管训，就是管理别人，训练别人。这个组里都是调皮捣蛋的。原先有一个组长、一个记录员，把我安排进去后，就有两个组长了，管理十六个人。原先的组长叫秦凤先。那里有四个炕，火车厢一样，各个组都相通。晚上学习，别的组可以靠牆坐，管训组除了组长、记录员外，其余的人不能靠牆，得规规矩矩坐着，背不可靠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个犯人叫陈忠祥，晚上学习时，干部把他调到我们管训组来，交给老组长（秦凤先）。这个组长很厉害，要求陈站好：“站着！你好好坦白，为什么调到管训组来？”陈说：“我不知道。”组长说：“你不知道！你不犯错误，会调到这个组来吗？你不老实！给你点厉害瞧瞧。”这时，干部已经走了，两个犯人听组长的，把他按在床上，裤子脱掉，组长拿出一个电线编的拍子，给犯人：“给我打！”
我在对面炕上，书记员坐在里面炕上。哎呀，我心里忍不下，但也不能流眼淚。我不说话。这个组长把他皮肉打破了，还安排他睡在自己床位旁边，看着他。我想这不对。
对老组长，我很客气，得听他的，尊重他。我小声叫他，说有点事情和他讲一讲。我说：“秦组长，今天这个调来的也受到你的管教了。别让他睡在你旁边。这样吧，你把我调到里边去（里边有两个炕），把他调到我旁边，我看着他。”我说：“你打了他，他别思想不好，给你暗亏吃。”
他听听也对，採纳了我的建议。他说：“初组长， 你到里头去，把他调到你旁边，你看着他，我在外头。”我把被子搬进去，他睡在我旁边。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我在化工厂做香脂，过去逮捕我时，身边有个老牌子的“万紫千红”香脂空盒，我挖了一盒香脂带在身上。我躺着，拿过香脂，推推他，把香脂给他抹屁股。第二天，他照样还得出去劳动。
中间休息，我去找中队长，说：“盖队长，有件事我向你汇报一下。昨天调到我们组的陈忠祥……”我把经过讲了，他说他不知道。我不敢说秦组长打他，而是说有的犯人把他屁股都打破了。我把这事报告队长，他说知道了。
收工了，晚上学习，陈还是站着，说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还要打他。第二天出工休息时，我对秦组长说：“我们已经打过他，就算了。让他好好考虑考虑，犯新的错误再交代，好不好？”先前威英给我寄了一条绒裤，我不怕冷，从来没有穿过。我就把这条绒裤送给秦组长，说：“秦组长，我不怕冷，我也不穿，家里寄给我，我就摆着。你留着穿吧。”送上小礼品给他，他挺高兴的。
有一天，陈正站着交待时，一个干部来了，说：“走，把他交给我。”以后陈就不在管训组，把他调走了。实际上是别人害他，这个人很老实，犯人欺负犯人，胡说八道害他。这是劳改队的黑暗。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保守我。也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总是同情别人。
麦收
在菜园子里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就到大田里了。麦收之前，大田里的麦子已经灌浆了，还没有成熟。这时得锄草，有稗子掺在麦苗里，得把它拔掉，然后堆起来烧掉。就这样学着做。
到了秋收季节，我不会割麦子，没有干过。秋收之前，我就问他们怎么割，他们就跟我讲，镰刀怎么用，怎么耙。还没割麦，我就准备好了。组长本来是不干活的，有个组长说：“你就别割了，检查检查质量得了。”我想这样不好。人家把麦割倒了，得捆，我就捆。一个小组十几个人割，捆的只有两个人。我忙得满头大汗，来回跑。不但捆，我看满地掉的麦穗太多了，一面捆好了抱，还捡麦穗放到捆里。没有人叫我干这些。秋收时，每人发一双干活用的单鞋。很快，一双鞋跑破了。盖队长特别优待我，又送了我一双。别人都是一双鞋，我里头很感激。不但是割麦子时，一直到麦子收完，不管做什么，我总是带头干。
秋收后平整土地，要开荒抬土，我就抬后杠。我在西宁挑过水。但是，一筐土，一根扁担两人抬，不是一筐，是双筐，还有一个不带系的筐。装满了再摞上一筐。装土的专门装，运土的抬着跑，回来再装。我抬后面，多負重一点，肩都磨破了。感谢主！都过去了，他的恩典够我用。
别的组长提醒我，说组长是不干活的，只要检查质量，管好这组人就行了。有人干得不好，组长还打，但我们不能这样子。不是我有爱心，而是我们有主的生命，让我们怜悯人。
秋收以后，盖队长要调走了。礼拜天休息，他对我讲：“初立鹏啊，我明天就调走离开这里了。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了。我告诉你，我们大家对你的印象都很好。不过你要小心，劳改队的情况你不知道。犯人中别的组长，恐怕会给你亏吃，暗地里陷害你。”他这么告诉我，是出於好意。我对别的组长都客客气气，很尊重人家。我们顺服执政掌权的。这是主的保守。
格尔木冷，要烤火。那里没有煤，要打柴，用沙漠的沙柳。沙柳长得不高，可是木头很粗，横长在沙里，在沙漠里头打柴，把沙柳都挖出来，把植被都破坏了。有一次，我和另一个人，推着独轮车，打了一车柴回来，给伙房做饭。每人发两个饼，装在袋子里，绑在车上。路途很远，我和那个人边走边谈。我不懂，绳子系得不牢，到了目的地一看，饭丢了——两个饼都丢了！主让丢就丢吧。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打满了一车柴，套在肩上，用独轮车推回来。主保守，也不饿。
得罪中队长
我们在青海，吃不上大米。在格尔木时，有一个人刑满出来，在伙房给干部做饭，他对我说：“立鹏，你晚上到我这里来坐坐吧。我盛一碗米饭给你。”晚上，我去了，他把米饭一下倒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我就抓着吃，那时也不觉得脏——哎呀，好吃得很！
我在劳改队时，照人的话说，没有社会经验，在格尔木把中队长得罪了。本来，在格尔木就要给我减刑，以后调到德林哈，格尔木的迟指导员和我们一起走，中队长留在那里。迟指导员管伙房，中队长管生产。指导员讲到粮食定量，对我说：“初立鹏，以后没有我的话，任何干部来找你，说给哪个小组加一点粮食，即便是半个馒头，都别加！”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死死板板的。
有一天，中队长回来，正好吃面条，犯人都拿脸盆打了一瓢。魏中队长说：“给某某小组增加半瓢！”我不负责打饭，有个姓张的老人打。我对中队长讲：“指导员指示我，没有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加粮食。”中队长说：“我叫你加，你就得加！不加不行！”那就加吧。250人的伙食，我们五个人做，一个烧火的，两个面案，我管做菜，用方头铁铲大锅炒。
晚上睡觉时，在炕上，年纪大的张玉轩特别好，他对我说：“初组长，咱们在这里改造，是犯人。不管哪个干部的话都得听。你就答应着，别人让你加，你就加，你就别讲了。”“为什么？”老我的肉体发作了：我何苦干伙房！虽然伙房吃得饱。我到大田里干好了，我不受这气！
这给了我一个教训。我后来知道了，哪个的话我都听，也别把指导员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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