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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初立鹏弟兄的见证
第七章 获释回天津
我是1956年元月26日被逮捕，75年元月26日到期，减刑一年回来的。当时刑满释放留用，同年４、5月份就批准我探亲了。算起来，有20年我没有见到家人了。
我从前不是摔倒过一次吗？有个牙齿缺缝。金医生改造出来，他认识一个医生，是改造出来的牙科医生。那位牙医说：“你要走了，我给你做个假牙补上，不要20年没见，都变样啦，还缺一个牙。”晚上，他给我做好了，过两天，我离开前，再给我安上。他们都信主了。
我穿着人家给我的那双鞋子，自己做了一个布面儿，就回家了。
相认
回家时，我先打了一封电报，告诉家里。夏姊妹的弟弟妹妹们都结婚了。妹夫我没见过。坐火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睡觉。刑满了，解放了，就想看看外边。
威英和大妹夫、大妹三个人来接我。看着一批一批的人出站，却没有看见我。因为我穿着威英的妈妈从前给我的一件皮衣，他们都不认识了。接到后，我和威英坐一辆三轮小汽车。大妹和大妹夫坐另一辆。
过去，我们订婚后回到天津，我见过她的大弟、小弟和妹妹，那时他们都还小。回家见面时，一个一个地给我介绍，弟妹叫什么，妹夫叫什么。我记不住，以后还问。
妈妈已经预备了一桌吃的。吃饭时，一看，这么多好吃的！我吃了三大碗米饭，喝了三碗稀饭。我吃大米饭时，就想：哎呀，不用吃菜了，光吃米饭就很香了！
问啊问
回家那晚，我问到弟兄姊妹、教会等，得知张愚之弟兄被枪毙，爸爸死在监狱里，我就哭了。当晚一夜没睡。
我们订婚就在张愚之弟兄家里。当时威英的爸爸到上海来，还有李渊如姊妹、蓝志一弟兄，还有别的弟兄，在他家里吃订婚饭。张愚之弟兄拉开五斗橱抽屜，说：“立鹏弟兄，你们结婚的时候，不用买餐具，我家里有，就从我这里拿。”
我又问爸爸哪一年故去的。爸爸第一次被捕，放出来。第二次又捕，说判轻了。那天，家里正包饺子，还没入口，公安局来人，铐着他带走了。
我知道爸爸血压高，每次写信都问他怎么样。她们回信总说他很好，没有告诉我。我还服刑时，每个月领一块五毛钱，买肥皂、牙膏等，我用不了多少，有一年过春节，我攒下十块钱，寄到家里。我在信上说，这点钱不多，给爸爸妈妈，是我做孩子的一点心意。
劳改时，我想，冬天要开炉子，妈妈年纪大了——我自己的妈妈走得早，爸爸也没有了——就在废铁堆里找了一根细铜管。劳改队里有铁匠，我们都很熟。我说：“你给我造一个火钩。”他说：“你要这个干嘛？”我说寄给岳母。到了邮局，他们问我：“怎么寄个火钩？”我说老太太老了，需要用。他们就用纸箱包起来，寄走了。现在想来很可笑，妈妈还拿不动一个火钩吗？不过当时想念她，就寄了这个。
当时布票很紧张，劳改队的职工布票用不完，有人就给我。我买了两匹细布，寄到家里，对威英说：“家里兄弟姐妹六个，你给分分。”等我回家后，威英说：“你寄的两匹布把我累坏了！到邮局去取，很沉，都拿不动。”到现在，三妹妹还说，当时分的布还在箱里，没舍得用。
我问威英姊妹：“这二十年来，爸爸走得早，家里你是老大，大弟夏威宣大学还差一年毕业，还有小弟、三个妹妹，连妈妈七口人，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她就一点一点讲给我听，神的恩典真奇妙！威英姊妹比我更难，我在改造，靠着主安心改造就好了，而她在外边这个花花世界里，身为反革命家属，难处可想而知。但是神都保守我们过来了。
威英告诉我：大弟妹望爱（佳佳的妈妈）交给她70块钱，说是给我回来零花用的——那时70块钱很多了，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二妹夫和二妹买了一只活鸡给我，妈妈都不敢杀，让我杀了。三妹夫和三妹晚上去排队，买了一盒十八街麻花送给我，那时还得用粮票。威英的小弟从报纸上看见卖牛皮鞋，就去排队买了双皮鞋给我。那双鞋我现在还留着。不管家里人还是弟兄姊妹，谁给的东西都是主的爱，主的恩典。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威英常说，任何事情都不能亏负人。我们总要以为亏欠，这是主的教导。
所以，不是我爱主，乃是主爱我。在主的爱里，爱火烧得我受不了，不融化也得融化。和弟兄姊妹交通不累，也不饿，反而饱足。
上户口
我回家后，岳母82年故去。83年，我办理退休。青海的干部来了一封信，要我到本地公安局派出所开个证明，表示愿意报我的户口。那时，回来报户口非常难，涉及到粮票等等。有的人回到家，当地不给报户口，成了黑户。
夏姊妹和我到体院北派出所，管我们小区户籍的警察是一个还没结婚的年轻人，叫王岩。他在二楼，让我们上去。我们一共去了三次。开始他问：“怎么到青海的？”我就讲了，说我是基督徒，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份子，报上登的，还有我和夏姊妹的婚姻等等，都讲给他听。他说：“你这个经历很好啊，可以写一本书。”1983年，电视里正播一个电视剧，讲共产党员的一个干部被打成劳改，以后又平反，是冤枉了，我不记得剧名叫什么了。他说：“你的经历就和电视剧一样，该写一写，这很好。”我说：“我们信耶稣的，绝不会和政府对抗。执政掌权的是神设的（罗马书第十三章）。1949年北京解放，清华潘光旦教授每天被中央用小汽车接去，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信仰自由’的条文都写在宪法里。政府没要我们不信耶稣。”他没话讲。
上户口很不容易，必须有本地户籍“接纳证明”寄到青海，青海才给开“迁出证明”。很奇妙，过了一段时间，我聚会回来，进到我们宿舍楼的单元门，左边是居委会，王岩正好在那里。他看见我就说：“我给你讲，我明天就要调走了，到公安学校学习。下午两点以后，你到局里去开个证明。”他肯定跟所长讲过这事了，同意给我开接纳证明。
下午，我去开了证明，所长盖了章，我就寄到青海。一个月左右，天津河西分局管户籍的周大爷给我来了封信，里头红字写着：“初立鹏同志，你的户口落下了，恭喜你！”还让我哪一天几点去他那里去拿。我去了，见是位老人，很客气。户口落下后，粮食关系等都有了。到现在，我每年都还有地区补差，一个月三元五角，每年三月发。今年三月份，通知我去拿，正看见那里贴着单子捐款救济残疾人，我拿了钱，就把它捐了。
办户口太难，但神给开路，就能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这一生，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
换房
刚开始，我们搬到体院北宿舍，头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连房子都是神给安排的。我们不认识房管站的人，告诉他们想换房，有时间就去跑跑。
有一天，夏姊妹厂里的一个科长，听说夏威英要换房，在食堂遇见她，就说：“威英，你要换房啊。我给你写个条。”原来，他家里有人在房管站工作。
夏姊妹拿着条到了房管站，房管站来人要看我岳母的住房，但家里锁着门。对面住着某局王局长，离休了，看见这情况，就说：“你们看房吗？他家和我家一样，看我的就行了。”
那是三居室的房子，没有厅，没有厕所，两个煤气，两个户口本，我们跟小妹一家合住。那时，小妹已经结婚五年了，有三个孩子，都是祷告主生的。就这样，一套三居室换成了两套，二楼一套，四楼一套。
巧遇蒋继书弟兄
1983年10月，我和威英搬到体院北这个房子居住。有一天，蒋继书弟兄到我家来，我们有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威英上中学时，蒋弟兄在南开大学念书，在耀华里我岳父家聚会。威英告诉我，每次聚会，蒋弟兄都来得很早，来了以后，就跑到楼上找夏老弟兄交通。蒋弟兄的头髮自来卷，很漂亮。有一次，他来聚会时，把头髮剃光了。别人看到，都笑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呢？”蒋弟兄说：“因为我的头髮成了我的偶像，所以就把它剃光了。”
我们和他都几十年没见了，如今怎么又相会了呢？这是神的安排。威英大弟威宣的儿子在国外要结婚，威宣和妻子马望爱去探亲。他们是第一次出国，从香港路过，和肖以诺弟兄（他以前是唐山聚会的负责弟兄）等聚会。威宣作自我介绍，蒋弟兄在场，听见“夏威轩”，就问：“夏弟兄，夏威英是你什么人啊？”蒋弟兄在天津念书时，威宣还小。威宣说：“他是我姐姐。”这就对上号啦！蒋弟兄夫妇就请弟弟和弟妹到家里吃饭。就这样，就又联系上了。
从此以后，蒋弟兄常将许多文字资料、磁带等，带到天津和其他地方，弟兄姊妹都很得供应。感谢神！直到现在，河南等地还有弟兄打电话问：“蒋弟兄有没有新的书啊？有没有磁带？”感谢主，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约15：16）。
塘沽的弟兄
塘沽一个弟兄患了肝癌，晚期，但是不疼，在天津市住院，两个医院都住，还挺远的。头一次，我中午给他送饺子，叫出租车去的，该花钱就得花。
起初，我到烟台去看一个故去的弟兄，有位姊妹给威英做了套丝绸衣服，威英就是穿着它走的。一个月后，我写信告诉她，威英走了，穿着你为她做的衣服，很好。后来，她寄了一个包裹来，我去取，单上写着衣服，是给我预备的，我没有打开看。这个弟兄患肝癌，大夫讲了，像这样的病，只能在家里维持。我对姊妹说，主预备了一套衣服，我给你拿来。那天我去送饭，忘了带衣服。
哎呀！事先和人家讲过要送去，我心里不平安。那天刮大风，我又搭车把衣服送去了。来回两趟，车费花了接近80块钱。该花就花吧，我心里平安了。晚上，她来电话，说：“初弟兄，这衣服是给你的啊！里头有封信，说是给你的，写信的叫你‘父亲大人’。”我说：“这衣服是给我的。我太粗心了，没有看信。”又说：“你别给我送回来！”以后去塘沽，她把信给了我，我给烟台的姊妹回了信。
这个生病的弟兄，出院后回到塘沽。塘沽大堂里有个女牧师，上过神学院。她去看望这个生病的弟兄，说：“你们得从头好好认罪祷告。祷告彻底了，你的病就好了。”弄得他很苦恼，失去了喜乐。
他姊妹就打电话给我，那是星期六下午，说：“初弟兄，他听了那个女牧师的话，心里非常不好受。你能来一趟吗？”我说：“星期六下午不行，有人来搞卫生，星期天要聚会。这样吧，星期天上午十一点聚完会，我马上到塘沽去。”
那天，一个小姊妹给我搞卫生，其实我的衣服向来都是自己洗，不攒的。但小姊妹到威英的大弟妹那里去告“状”，说来我这里没有衣服洗。大弟妹批评我说：“人家来，就是帮你洗衣服，搞卫生的。”我就留两件给她洗。另外，弟兄们不让我自己跑，由赵兰生弟兄或是王衍弟兄陪我。本来，那几天我该去医院进行一年一次的心脏起搏器检查，张姊妹来电话说，掛了礼拜三的号，她会陪我去医院，怕我摔倒。主的爱受不了！
我放下电话后，里头卻不平安：自私啊！原先的想法，都是出自肉体的自私！
我马上又打电话对姊妹说：“今天下午我就去医院。”本来已经说好星期天去，怎么又改成当天下午啊？主有办法。我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要来做卫生的姊妹，给她今天放假。我再打电话给赵弟兄，说不要他陪，因为他近期在家里给几个学生补习英语。赵弟兄很细心，打电话提醒我一定把手机带着，记下对方的手机号。我又打电话给王弟兄，让他和我一起去。他对我说过，有什么事要找他。我对王弟兄说：“你从河东坐车与我会合，然后我们坐轻轨到塘沽，五十分钟到。”那边的姊妹还告诉我说：“你上轻轨以后打个电话，我让女儿去车站接你们。”
忙乱中，该写的电话号码没有写，手机也没带，就出发了。我不知道坐公交车到轻轨怎么去，就叫出租车，才发现没带手机。司机说，我这里有，你打吧。我告诉王弟兄：“你从家里到中山门搭計程车去，我们两点钟见面。我没带手机。”
我们到了轻轨站，上车吧。他第一次坐轻轨，我也第一次坐。到了车上，我们知道该祷告交托主，但自己的想法就来了：或者咱们塘沽不下车，马上往回返，取了电话本和手机再去；或者回来，打电话对他们说，我们没带号码也没带手机；或者我们到了塘沽，到派出所查一查他家住在哪里，因为我记得他家住在福建路，但不行！他住在医院里，而且住过两个医院，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纠结，想来想去，最后说：交给主吧！咱们下车，也许他们会打电话到我家里，见没人接，主就感动她们到车站接我们。
感谢主！我们一下车，她女儿就跑上来迎接我们。
我和弟兄交谈，告诉他：那个女牧师讲的不符合主的道，生命在主的手中，主要接咱走，咱就走；那一年，夏姊妹病得很重，大夫来要抢救，夏姊妹说：“我信耶稣，我不住院。主何时接我走，我就欢欢喜喜地走。”这样对弟兄一讲，他开朗了，满怀希望，欢喜快乐。
看过他，我们很快回来了。隔天，姊妹来电话说，他不要输液了，要出院回家。姊妹替他高兴，就出院了。每天都来电话。回到家里，食慾很好。我知道，他到主那里的时间近了。
这位患肝癌的弟兄，三天后就被主接走了。她们办得很简单，买了骨灰盒。我说：“咱们不要贵的。”夏姊妹的骨灰盒是放在家里，她们也把弟兄的放在家里。我同佳佳讲：“佳佳，将来我死了，骨灰就别拿，交去火化就得了。”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之后，这位弟兄的妻子和她女儿礼拜五中午来，我聚会完，带她们吃涮羊肉，我说：“王姊妹啊，我不如你。夏姊妹故去后，我走路都不行了。”
汇款
我曾替两家人代管工资。有一家在国外，那个姊妹是医学院的。她的老父亲在养老院里故去了，我们把他安葬了。他们还没有拿到绿卡，不能回来。在美国需要生活啊，我从中国银行给他们汇款。佳佳替人管过这事，要拿着那边大使馆的证明，这边才给汇。我没有办过。我到了中国银行，主预备了一位姓白的姊妹，儿子去年上中学了。她是大堂值班的，我问她：有个医学院老师的工资我管着，她那边需要钱，想换成美金寄过去；我是第一次办，不懂。她要我填单，入了电脑，给寄走了。回来后，佳佳说：“大姑父，你怎么就办好了？我给人家办，还要那边的证明。”我说：“这是主做的。”在电脑存了档后，我后面再汇款，都成了。我都是找她，就这样交了一个朋友。
过年了，我去银行，不是为了办事，而是把“爱”字和福音单张送给她，还送点小礼品，看看她。儿童节，也给她儿子送点小礼品。我到内蒙去时，她还来过电话。赵弟兄有我家的钥匙，在我家里时，正好接到电话，她说：“我姓白，请问初大爷现在怎么样了？”有一次，她还给我预备了礼品。
后来，在美国的那个姊妹拿到绿卡，回来后，去谢她。她事先预备了特仑苏牛奶，我们也买了点礼品。我说：“白姐，那时是我第一次办。以后我知道了，我侄女说，得有证明才能办。”她说：“我看你这么大年纪，给朋友办事，挺受感动的。能帮你，就愿意帮。”
在邮局里，过春节有上班的，我也买点糖果去，说：“我来看你们啦，吃块糖果。”也曾送过福音单张、“爱”字等。只是交个朋友，没有别的目的。我不能拉着人家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工作是主作的，我们只是跑腿的。
我去哪里，都把福音单张带着。当然，拣选的是主，我们只不过是个瓦器。
让座
有个小弟兄，还没结婚，爸爸故去了。因他没考上大学，妈妈打过他，他内向，受了刺激。他对我很好，这些磁带都是他录的。但他不能工作，一上班就会犯病。他妈妈怕带他来聚会犯病丢人。我就说：“让他来，让他来！”小孩子不懂事，来了就坐沙发。我说：“小弟，我都坐这里。你看赵老师，哪怕比他年轻的来，他都赶快给人家让位。咱们让人家坐。”对小孩子，得教导。
家庭聚会
1983年，我搬了家，开始聚会，至今，家里的聚会有二十多年了。到我们家聚会的弟兄姊妹来自许多行业，有收废品的、当保姆的，也有大夫、教授、老师。我们特别注意那些困难的。聚会结束时，我总是送他们，给他们打招呼：慢走啊！不要让他们感到“我们是收废品的，别人看不起”。
记得有一次春节后，居委会代表来看我，正好遇见主日聚会。我说“请进吧”，他们说：“哎呀，这么多人，不打搅了。初大爷，以后有事，打电话给我们。”我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聚会，希望你来听听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灯点燃，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我这里也有个经历啊。南京有两个姊妹，丈夫都被逼迫归主了。她们家里有聚会。几年后，公安局去，两个姊妹接待说：“同志，你们来了解我们信主是怎么一回事，非常欢迎。”给他们倒茶。姊妹告诉他们，每个礼拜天几点钟有聚会，礼拜几晚上有聚会，希望他们每一次都来参加。以后，公安局的人就说：“你们信耶稣挺好的嘛。”
不要怪人家不理解。就是在社会上，有十个八个人整天固定时间聚在一起，公安局还注意他们在搞什么呢。所以遇见查问的，欢迎他来，让灯摆在台子上，照亮所有的人。
在我这里，聚会不关门，聚会到几点，街道都知道，一点事都没有。弟兄姊妹说，公安局来，会怎样怎样。我来接待他！
你一关门，撒但就进来了。人家会想：“什么事？要这样防备我！”外人也会说。总得让他们了解。人家来，欢迎他，接待他，用主的爱去爱仇敌。要是心里有转变，面孔都不一样。有的弟兄家里聚会时插上门，拉上帘，怕人家看见。如果这样，就给撒但留地步，因为人家不晓得你们里面搞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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